墨子更非回教辨

墨子更非回教辨

前胡怀琛君刊《墨子学辨》一书，以墨学本于印度，余草《墨学非本于印度辨》一文，刊于《大陆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以斥其谬，此固为忠实学问计也！不敢存而不辨！今金祖同君刊《墨子与回教》一文于《枕戈》第一卷第十三四期，以墨子为回教，并与拙著有所商榷，觉“其病”盖与胡君“同例”，为忠实学问计，又不敢存而不辨！

一、墨子非外国人

（一）正“以文学方面辨证”

（甲）正“《墨经》文字之可注意”　金君谓“案文法繁简，自有公例，同时诸家亦未有墨经者，当时既以简约易于记忆遵守，何以后人反不能卒读？”殊不知后人之不能卒读，实由于治者中断，文字讹误，辞句错乱以致。若将错误校正，则读之甚易，一如先秦诸子。兹略举数例以明之，如：“令，不为所作也。（经）所令：非身弗行。（说）”毕沅释作：“言使人为之不自作，”孙诒让释作：“使他人作之，非身亲行也。”彼等不校而释，于是觉其奇特。此条之前后各条，皆论德行，此条当亦论德行，经中“作”可依说校作“非”，形似而讹。说中“令”可依经而移上，标题之错入文中者，其例甚多。今校成如下：“令，不为所非也。令：所非，身弗行。”如是岂非读之甚易？令，法也。（正韵）言人当以不为所非为法。《非命上》云：“必立仪，……是非厉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法仪者所以明知是非厉害者也。是非厉害既明，则当依法行之。岂非释之又甚易？又如：“谓，作嗛也。谓：为是为是之台彼也，弗为也。”孙诒让以下“为是”误衍，而释：“獧者不为欺人之言，”自属奇特，案文例当衍一“是”，盖涉上而衍，如是则上下四句可相对：“谓：为是，为之。台彼也，弗为也。”与中国文法，绝无差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条盖言作事宜兼顾各方，有益于是者为之，无益于彼者弗为。）今人之治墨经者，往往妄校妄释，强使奇妙，此其所以不能卒读也。惑之者，其可以少悟乎？若能与先秦书籍对校，则《墨经》之义，不难全通，此非余故作容易之谈，前余草《〈墨经〉校勘研究》一文，已尝试之。

（乙）正“长篇说文之可注意”　金君仅谓：“诸子之书皆为死后门弟子记述，生前言行流传于后世者，当时传道只能凭口宣说，”于“可注意”之点，未尝道及，至墨书是否为后世墨者所作，抑记述墨子之传道，则一查墨书即明。按各篇中皆有“是故子墨子曰”等语，其为引申墨子之主义可知。其上中下三篇，既非出于一人之手，又非出于同一时期，上篇之文较简，以理论为重，下篇之文，言繁而多辨，《明鬼下》有与“执无鬼者”相辨之辞，《节葬下》有与“执厚葬久丧者”相辨之辞，《非命下》（本为上篇，其语气文例全与下篇同，盖错上者）。有与“执命者”相辨之辞，是盖愈后反对者愈多，故愈后文愈长，反复重述，而多辨驳之辞也。吾故言：“盖当时环境使然，何注意之可？”至于“墨子门弟子姓名”，在当时甚通俗，于前文已详论之矣！（《非命上》之当为《非命下》其证甚多，不克备载。）

（丙）正“文句结构之可注意”　余所据二例，为中国文学中常见者，是铁证，岂特“旁证”云尔？不称“门”而称“自入”，与不称“父母”而称“所生”之例实同，岂《诗》本于外国乎？何不思之甚？

（丁）正“中国寓言始于墨，墨子寓言出于印度。”　金君以余已承认“《吕氏春秋》《庄子·寓言》与印度有关，”殊属非是。余于前文中曾云：“若因一二相似者，而谓其有密切关系，宁非武断？”况墨子与印度寓言全无相似者乎？

（二）正“以宗教方面辨证”

（甲）正《天志》《明鬼》有宗教语　金君以“《天志》即理知，《兼爱》即感情，《明鬼》即对象，三者即墨子之本义。”绝无证据！墨学本非宗教，先秦诸子无一为宗教，第墨家为一贫贱者之大集团（故多激昂慷慨之事，大呼其兼爱自苦节用）。贫贱之下流社会，自多神怪之谈！当墨学初期，本未有鬼神之谈，今《墨子·经上》其论甚精博，宇宙论、认识论、行为论……，凡墨家之主义无不包罗，绝非“相谓别墨”时所作，盖所俱诵之《墨经》也，《墨经》所论，全无鬼怪之说，其明证也。更以《尚贤》《尚同》诸篇观之，上篇文简，去经未远，其著作时期较前，而绝少鬼神之论，下篇文繁多辩，其著作时期较后，而极多鬼神之谈，又足见《天志》《明鬼》非本义，而为后世墨者所拉入者。余于前文中尝列举数证，今既未见驳议，又未言证据，此非“流为荒诞”而何？非“辩者”之变为“詈骂”也！设墨家初期果重迷信而为本义，则排斥鬼神之儒家正宗荀子，何力斥其持之有理之节用，而不攻牵强附会之“本义”也？何当时儒者愚蠢乃尔？

（乙）正“墨翟弟子有宗教精神”　金君但谓“力行主义，即宗教家之本分，”而未提证据。当今下流社会，颇能团结，作激昂慷慨之事，岂宗教使然？以此推测先秦至墨家，可思过半矣！

（丙）正“矩子制度，为宗教制度”　金君以余以“矩子制度为尚贤主义使然”为“过之”，但又未见证据。惟下文尝云：“至（五）贤者受钜子，墨者皆须听命，纯为宗教色彩，岂有‘政治主张’可私相接受乎？若谓其理想之政治，岂有生死可以作试验品，而遗害于人乎？”金君殆不明乎墨家之“政治主张”乎？墨家以为天下纷乱，由于人各是其所是，人各非其所非，无惟一之公理所致。于是主张贤人专政，如《尚同中》云：“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是显而易见。墨家之矩子制度，盖以身作则，试验其政治主张，亦所以求墨家中之勿“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墨家之矩子犹天下之天子，故皆当听命之。金君云：“岂有‘政治主张可私相接受乎’者，立于共和政体之下可如是云云，立于专制政体之下，确可‘私相接受’？”金君何不察乃尔？墨家起于贫贱阶级，在当时当然不能发生共和政体之主张，至今下流贫贱阶级，愤政治之紊乱，犹呶呶不已曰：“欲天下之太平也，其必出圣明天子而后可！”

至“矩子死，弟子必死之”者，盖“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之意，“墨子以为正义而牺牲有代价，犹货物之出售而得代价，乃非常值得之事，”前文已论之，何谓“当今下流社会，颇多慷慨就义之举”，当时墨家之激昂气概，当亦仿佛。

（三）正“以风俗方面辨证”

所谓墨书中曾言甘肃之火葬，及匈奴之器物，金君谓“途中闻之，则鲁人自不能知矣，”使墨翟确由印度绕道匈奴甘肃等地而至中国，则匈奴人与甘肃人之入中国者，当更多于印度人，彼邦之风俗，中国人自能知之，吾故曰：“印度人能知之，鲁人岂不能知之乎？”

至于墨家之尚早婚，由其主义使然，前文已论之，所谓古者圣王，实为托古，余已证明之。《韩非子》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谓真尧舜，”孔子尝托古改制，墨子又何独不然？儒家以三年之丧，三代共之，墨家以三月之丧为夏制，其说之相去，何若是之远，一言以蔽之，皆托古也。《孟子·滕文公》云：“墨子制丧，以薄为道。”《庄子·天下》篇云：“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为法式。”《韩非子·显学》篇亦云：“墨者之葬也，……桐棺三寸，服丧三月，……”是节葬之法，墨子自制也。使固有所本，诸子何不察乃尔？《公孟》篇云：“墨子谓公孟子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三月之丧亦非也。”墨子之托古于夏，是极显明之事，焉有所本？本于墨子之心意也！

（四）正“从姓名肤色方面辨证”

（甲）正“因外国人称翟”　余尝谓：“夏代文化幼稚，名皆通俗，多用动植物为名，犹今乡间‘阿木’‘阿猫’‘阿狗’之类，《说文》云：‘禹，虫也。’‘舜，草也。’‘鲧，鱼也。’”而金君竟驳以：“岂古人乐于自称虫也，……不知杨君将何以自解也？”金君竟不知假物以命名之例，《左传·桓公六年》云：“申对曰：‘……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名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当周时上流社会之命名已皆“名生”“德命”，而贫贱阶级犹多假物命名，相沿至今，贫贱阶级犹多“阿猫”“阿狗”之称，而无文雅之名，岂近人之乐于自称猫狗乎？何不“解”之甚？

（乙）正“因面色衣黑而称墨”　余意翟为墨家领袖，遂冠之以墨，禽为墨家后进，不得不尾之以俗语“滑釐”，而金君则云：“骤观之，似亦可通，然古未尝见，既以墨子为中国人，中国人有是姓名字号乎？当时诸子称子者屡矣，有是解法乎？其言无据，不可信也。”案于古人名之变迁线索，可见墨翟禽滑釐之名“翟”“禽”，皆假借生物以命名，此于前文（指《墨学非本于印度辨》）中已举例论证，何谓“无据”？信有征也！墨翟之“翟”上冠“墨”，犹黥布之“布”上冠“黥”，其特例也。墨子起于贫贱，故无姓而假生物为名，与他家高贵阶级之姓名自当有异，金君既未深究，妄断古未尝见，“岂忠厚之存心哉”？其实“翟”“禽”等名在当时极通俗，犹今之“阿猫”“阿狗”，第大部为无名小卒，甚少见于书籍耳。

（余前以墨家主废姓，细究之，古代最初贱者本皆无姓，及后阶级崩溃，姓亦不必由封土而得，于是贱者因亦有姓。）

以上就金君驳余之文，逐条为之辨证，其他未有驳议而为金君所承认或“尚属疑问”而作思考中者，兹不加申说。其下金君又自提三证，其错误尤甚，今续辨之：

（一）《节葬下》：“……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固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采而不择哉！’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金君误以为古代之所谓中国，即今日之所谓中国，古代之所谓中国，范围极小，如《孟子》“许行”章云：“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先之也。”所谓中国仅北方文化发达之一部。墨书所谓“执厚葬久丧者”“执有命者”及“执无鬼者”，皆指儒者而言，于《公孟》篇非儒之理由中足以见之。儒者为当时之中国高贵阶级，墨者为当时之中国贫贱阶级，儒者于墨者之前，命为“中国之君子”，并不足怪！况“君子”二字本含有“少爷”之意味哉？如《诗》云：“彼君子矣！不素餐兮！”《节葬下》又云：“……负其大母而弃之，……朽其肉而弃之，……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簿，然则葬埋之有节矣。”墨子以三国葬法大簿，以中国高贵阶级葬法大厚，而以自家之葬法最妥，皆甚显然之事实。并不能从中见到墨翟为外国人也，金君误解墨书，此不可以不辨。

（二）《经说下》云：“通：问者曰：‘子知甄乎？’应之曰：‘甄何谓也？’彼曰：‘甄施’则知之。若不问‘甄何谓’，径应以弗之则过。且应，必应问之时；若应长，应有深浅。”按此条释经“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谁谓也。”盖言应对之法。当应对时，当详知其意和后对，如“甄施”一物，若问者但问以“甄”，则当更详问之而应，若不问而直应以“不知”，则有过矣。且应必当应于所问之时，否则亦有过也。若所应之辞甚长，则须因其义理之深浅，循序而应之也。

金君既不知“标题”之例，将“通”连“问”读，而以“通问”为古之翻译，岂非笑话？说本所以明经，金君离经而释，任情臆造，开自来治经说未有之恶例！痛哉！

（三）金君谓：“墨书用字多讹，而音皆相近，……乃外人识字不多，而误以为音通做者。”金君此论，又属笑话，墨书引经籍甚多，岂识字不多者所能？墨书中字颇多同音假借，假借为古代用字通例，岂能谓讹误？墨书之治，中断已久，后人校之者绝少，故古文遗迹，犹有存者，除假借外，颇多籀文等字。又如：

长，张之古文。《所染》篇：“长柳朔”，《吕氏春秋》《群书治要》皆作“张柳朔”。

予，序之古文。《尚贤中》：“诲女予爵”，《诗》作“序”。

兹，滋之古文。《非攻上》：“其不仁兹甚”。

睘，环之古文。《节葬下》：“三睘”，墨经之“儇”，盖其籀文也。“散见书中，不枚举。”凡此数证，决不能证明墨子非中国人，若必欲强证墨子为外国人，徒使笑话百出，骇人听闻耳。孟子于楚人犹呼之以“南蛮鴃舌之人”，若墨子果为外国人，则讥墨子为无父之孟子，岂能无辞乎？

二、墨子非回教

陈垣君《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二十五卷一号）云：“《旧唐书》本纪，及《册府元龟》，均谓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贡。何以知为始，因唐代外使来朝，向有铜鱼之制，雌雄各一，铭其国名，置于彼国，见《唐会要》。其初次通使者当无此，故知为始来。”据陈君之考证，回教之入东土，实始于唐永徽二年，又以回回原来之言回教入东土之始，始自唐贞观二年，亦由误算年数，非有意作伪可比，陈君更谓：“广州北门外有翰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其墓碑谓建于贞观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之说例之，此墓当以为永徽三年所建。”陈君于回教史极有研究者，所言当可信！金君所言，于中国史殊无据。

（一）豕之问题。金君谓：“墨子书无禁猪之明文，然用消极方法，亦可以证明墨子是不赞成猪的，”殊属谬误。《法仪》篇云：“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猪，洁为粢盛酒醴，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是当时猪亦足以敬事天，而墨家极赞成之也。《耕柱》篇云：“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门，恶有士而无门矣！’”金君谓：“此子夏之徒，因墨子不食狗豨，故借此以侮辱之。”殊附会之谈，墨书中固无不食狗猪之明文也。

（二）墨家不饮酒，盖即用主义使然。所谓“诸加费不加利者弗为”也。与回教无涉！

（三）《耕柱》篇云：“子曰：‘我将上太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羊不足以驾，而骥足以驾，故耕柱子曰：“骥足以责”，换言之，即羊不足以责，墨子故以一足责与一不足责问之，其事甚显，金君既误信孙诒让“羊不可与马并驾”之言！又强解之曰：“乃取其乳，非以驾车也。”墨子命名言“驾”，金君谓为“非驾”，若果如金君言则羊足以责，何耕柱子之独言“骥足以责”也？金君之善误解墨书，岂“文句结构之可注意”乎？即金君前所举之《鲁问》篇：“鲁祝以一豚祭，而求福于鬼神，子墨子闻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则未恐其有赐于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白福于鬼神，惟恐其以牛羊祀也。……’”鲁祝以一豚祭，墨子叹其薄，而金君则曰：“豚为污浊之物，不能求福者。”金君为回教教徒，故处处疑为回教思想，殊非平允之道！

金君更列举墨家之节葬、短丧、非乐、非攻、天志、明鬼与回教相似之点，殊不知节葬等实非墨家之根本思想，若以二派哲学相校，千端万绪，难免有相似相同之点，决不能谓某派本于某派也！墨家之根本思想，此处未便详论，但立一简表于下：

墨家之根本观点在“国家之富”“刑政之治”“人民之众”，在墨书中随处可见，岂宗教哲学哉？墨家以“富”“治”“众”天下之“三务”，欲行此“三务”，必先有“食”“兵”“城”之“三具”，三具中以食为最要，所谓“国之实也！”盖民生问题不解决则人民必纷纷求食而天下乱矣。欲天下之不乱，务必除民之“饥”“寒”“劳”之“三患”，欲除此三患，务须兼爱，“有力疾以助人，有财勉以分人”，如欲兼爱，必须充分实力，如自顾不周，何能兼爱他人，欲充分实力，许有二法：（一）“用之节”，（二）“生产密”。其一贯之“治国平天下”之哲学系统，昭然可见。若谓之“墨教”，已属误谬，若谓之“佛教”“婆罗门教”“回教”，则谬中尤谬者矣！金君为回教，若必欲引长回教在中国之历史，其非有“真凭实据”不可！如是妄下断语，毫无佐证，殊非学者忠实学问之道，质之时贤，以为何如！

二二，二，六。草成

（原刊《枕戈》1932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