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钟的制作年代

羌钟的制作年代

羌编钟的年代，是近年来学术界上俱讼不决的一件公案，这钟在洛阳城东“金村”附近太仓地方“韩君墓”里出土，已见著录的有十四枚，铭长六十一字的有五枚，只铭“氏之钟”四字的有九枚，除加拿大首都叨浪脱博物馆藏有长铭短铭的各一枚以外，其余都原藏刘氏善斋，不幸到民国二十五年又给日本住友氏以三万元的代价买去了。对这钟铭文作考释的，国内有六家，就是刘节、唐兰、徐中舒、吴其昌、郭沫若、温廷敬诸先生，国外有高本汉（B. Karlgren）氏一家。这钟的长铭，现在参合各家的考释，录在这里。

唯廿又再，羌作戎（钟），厥辟韩宗率征秦楚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敚（夺）楚×，赏于韩宗，令（命）于晋公，邵（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烈，永世毋忘。

刘节、唐兰、徐中舒三先生都断为周灵王二十二年（550 B.C）的制作（刘著《氏编钟考》，刊《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又有《答怀王教书》，刊同刊七卷一号。唐著《羌钟考释》，刊同刊六卷一号。徐著《氏编钟图释》，中央研究院出版），吴其昌先生断为周灵王廿三年（649 B.C）的制作（吴著《羌钟补考》，刊《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郭沫若先生断为周安王廿二年（380 B.C）的制作（郭著《氏钟铭考释》，见《金文丛考》），温廷敬先生又断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404 B.C）的制作（温著《羌钟铭释》，刊《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专刊》一卷一期），至于高本汉（著《羌钟之年代》，有刘叔扬羌钟的制作年代译文，刊《考古社刊》第四期），赞同周灵王二十二年的说法而反对周安王二十二年的说法，对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的说法也表示异议（见所著《中国青铜器新论》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附注第十三）。真是诸说纷纭了。

我们就出土地点来论，这钟出土于洛阳附近的“韩君墓”，如果这韩君是春秋时代，那时韩的封土决不能到洛阳附近，怎会墓葬在这里呢？就同时出土的器物的形式纹饰而论，分明是战国式的，和寿县出土的战国时代楚器很相类似。更值得注意的，同时的出土物中有“东周”二字的圆钱（见怀履光《洛阳古城古墓考》），“东周”名称的出现，该在周威烈王时“西周惠公”分封出“东周惠公”以后，那这钟的年代决不会早到周灵王二十二年。就这钟的形制而论，和“者钟”相仿佛，宅的“甬”已变作纽形，“枚”已变作圆球形，钟上有连续的蚪状虺龙纹，“枚”上“甬”有绳纹涡纹，很显然的不是春秋时代的制作。再就铭文来说，字体和语句也不像春秋时物，虽然《左传》上鲁襄公十八年（即周灵王十七年）确曾有平阴之役，可是《左传》说：“冬十月，会于鲁济，……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并不是“先会于平阴”而后改“入长城”的，和这钟的铭文并不吻合。何况春秋时代也没有长城的名称，战国时代齐才有长城，就是陆续把“防”扩充而成的，《水经·汶水注》引《竹书纪年》还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这钟既称“入长城”，决不是春秋时代的制作了。徐中舒先生等因见这钟铭文有“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的话，认是“三家尚未分晋，天子之威灵，犹及于列国诸侯、大夫。”要知道战国初期，三晋虽已自成国家，也还虚戴晋公，也还虚尊王室，这点在《古本竹书纪年》上很是显见。否则，如果在春秋时代，韩还只是晋的大夫，如何可能发生“昭于天子”的事呢？“辟”这名称，古来只用于王与国君，如果三家未分晋，韩如何能称“辟”呢？我们由种种方面考察，可知周灵王二十二年说，是不可信的了。

郭沫若先生的周安王二十二年说，虽较近情，实在也不可信。这年三晋伐齐救燕，是由于燕在“桑丘”相战而三晋前往救燕的，何以会远出平阴而会师？这就地理和情势来论是不可解的。

《水经·汶水注》引《竹书纪年》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当作‘翟角’）伐齐，入长城。”这是和这钟铭文比证的最好资料，高本汉初曾注意过，却没有仔细去研讨。到温廷敬先生，才根据这史料来论定这钟的制作年代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温先生说：“晋烈公十二年当威烈王十八年，然《纪年》久佚，《水经注》每多讹误，此十二年必十六年之误，烈公十六年当威烈王二十二年，以此铭证之而益信。……征秦必为是年以前之事，此并言之。”事实上，晋烈公十二年该是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史记》有误，雷学淇及钱穆先生已据《竹书纪年》来考定。这一役，《竹书纪年》称为“王命”，而《吕氏春秋·下贤》篇又说魏文侯“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当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校作‘俘’），献诸侯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和这钟的铭文：“进齐，入长城，……敚（夺）楚×，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不是很相吻合么？《吕氏春秋》上魏文侯“南胜荆于连隄”的事，为史书所不载，我们现在得到这钟的铭文来考证，不是很可庆幸的么？同时这钟的制作年代也可由此而论定了。在魏文侯时代，魏本是三晋中的领袖，如果三晋有事，魏也常联合三晋出应外敌，前此魏的攻秦，韩也必参加，所以这钟铭文还说“征秦”哩！这钟的制作年代，我们认为应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即韩同三晋胜齐入长城和胜楚于方城的次年，氏因追随韩景子伐齐大胜，到次年来铸钟纪念，是很合情理的事。再次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天子便正式命韩、魏、赵为诸侯（见《史记》及《燕世家·索隐》引《纪年》），也是由于三晋连胜秦、齐、楚等大国，声威大震的缘故。

（原刊上海《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6年10月23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