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伐齐入长城考——战国兴亡丛考之一

三晋伐齐入长城考——战国兴亡丛考之一

三晋自从灭知氏以后，虽已形成为三个国家，可是上面还是虚戴晋君，对外作战也往往联合出兵，彼此间还能相当的合作。这三晋伐齐入长城一役，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这一役，是由于齐国田氏的内讧。田氏在田悼子死后，便内讧起来。田布杀了公孙孙，而公孙会（即田会）就在廪邱反叛，投到了赵国。等到田布进围廪邱，赵国又合了韩、魏来救解，就引起了一场大战。据《水经·瓠子河注》引《竹书纪年》说：“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田齐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又说：“（齐）宣王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十二月，宣公薨。”《田齐世家》也说：“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自廪丘反。”（《齐世家》《六国表》同）可是《索隐》说：“《纪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十二月，宣公薨。’于周正为明年二月。”如果《纪年》和《史记》的年代相同，《索隐》说这句“于周正为明年二月”似乎有些不切合。

钱宾四先生说：“窃意《索隐》此条，实因《史记》本文而误衍一‘一’字。盖《纪年》魏史，用夏正，宣公卒在十二月，以魏史言，尚为宣公之五十年，而以周正计之，则已为五十一年，《索隐》故特著‘于间周正为明年二月’之语，以见《纪年》之五十年与《史记》之五十一年虽异而实同。”这话很有见地。《赵世家》又说：“敬侯三年，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说：“即败齐田布事，故廪丘者乃烈侯，《世家》云敬侯，误。”这话也很对。《纪年》晋烈公十一年正当赵烈侯三年，《赵世家》“敬侯三年”当即“烈侯三年”之误。

《吕氏春秋·不广》篇对于这一役，更有详细的记载：“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彼得师而财费乏，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孔青曰：‘敌齐不尸则如何？’窦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者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文武矣。”

《孔丛子·顺势》篇与此略同，惟作“赵孔青帅师五万击之。”孔青当即《纪年》之孔屑，“屑”字疑是“青”字之误。《吕氏春秋》说这一役“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齐的惨败，于此可见一般。这一役齐的主将是田布，《吕氏春秋》说“齐将死”，怕田布就在这一役送命的。大概田悼子死后，田氏曾有内讧，田布也颇想继立，不幸因内讧而引起外患，在对外作战中死了，所以由田和继立。《吕氏春秋·顺民》篇说：“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功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死矣。’和子曰：‘以告鸮子。’鸮子曰：‘已死矣，以为生。’”“鸮子”疑即“悼子”，“鸮”，“悼”声近，所以高注说：“鸮子，齐相。”怕田庄子、悼子、和子原是昆仲辈，所以庄子死后，悼子继立，不到五年也就死了，继立就发生问题，闹得内讧起来，结果还是由田和来收拾乱局。

《水经·汶水注》引《纪年》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这三晋伐齐入长城之役，当是接续上年的廪丘之役的。“翟员”当是“翟角”之误。《吕氏春秋·下贤》篇说：“魏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

“虏齐侯”，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校作“虏齐俘”。因为“天子赏文侯以上闻”，所以魏史说是“王命”了。据《吕氏春秋》，这时除了“东胜齐于长城”，还有“南胜荆于连隄”之事。氏编钟铭文说：“惟廿又在祀，羌作戎，厥辟韩宗，入长城，率征进齐，先会于平阴，武姪寺力，敚（夺）楚□，赏于韩宗，令（命）子晋，邵（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烈，永乐毋忘。”

这钟的制造年代，刘节、唐兰、徐中舒三先生都断为周灵王二十二年的事（刘著《氏编钟续考》，刊《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又著《答怀王教书》，刊同刊七卷一号，唐著《羌重考释》，刊同刊六卷一号。徐著《氏编钟图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吴其昌先生断为周厉王二十三的事（吴著《羌钟补考》，刊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郭沫若先生断为周安王二十二年事（郭著《氏编钟考释》，见《金文丛考》），温廷敬先生又断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事（温著《羌钟铭释》，刊《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史学专刊》一卷一期），国外有高本汉，也赞同周灵王二十二年说（所著《羌钟之年代》，有刘叔扬三晋伐齐入长城考——战国兴亡丛考之一译文，刊《考古社刊》第四期），最近唐兰先生等又否定旧说，而赞同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之说。本来周灵王二十二年之说之是不可信的，周灵王十七年虽是不可信的，周灵王十七年虽曾有平阴之役，可是此役据《左传》是：“冬十月，会于鲁济。……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并非是先会于平阴而后入长城的。而且春秋时齐并无长城之名，齐的长城是战国初期逐渐由“防”而扩展成的。这编钟的形式与纹样本都是战国式，不是春秋时的制作，出土地点也在洛阳金村韩君墓里，若在春秋时，韩墓怎能葬在洛阳附近？战国初期三晋在名义上还虚戴晋公，虚尊王室，所以铭文有“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的话，若在春秋时，家臣怎能上达天子？而且“辟”之一名，古惟用于王或国君，设使三家未分晋，怎能称“辟”？至于郭先生的“周安王二十二年说”，说是三晋伐齐救燕的事，也不足信。齐、燕在桑丘相战，三晋往救，何必要说在平阴会师？郭先生引用《齐世家》“桓公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田巨思曰……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取桑丘。”用这来说明周安王二十二年有秦、魏攻韩的事。却不知这是太史公误把齐宣王五年的事算作了齐桓公五年的事，田巨思即是田忌，这时邹忌、田忌都尚未用事，只因“桓”“宣”二字音形俱近，而五年同有齐伐燕的事，就相互牵混了。郭先生用这来解释这钟的“征秦”二字，可说是全盘错误。这钟铭文的“伐齐入长城”，和《纪年》晋烈公十二年“伐齐入长城”正合，这篇铭文的“昭于天子”，也正和《纪年》的“王命”相合。

高本汉也曾考虑到这一点，只是认为还有二点是不容易解释的：“那轻微的一点是这样，是否氏在三九八年还在他的铭文上用‘二十二年’（晋烈公）的年号，这好像是成为问题。……那时周天子已经命韩独立了，那么，为什么还用晋的年号呢？……第二个反证就严重得多了……三晋之一的魏，在四〇九到四〇八年同秦战争，这是确实的，可是，是否韩羌的封主，为这次战争参与者，都只好留作一个疑问。”

温廷敬先生又说：“烈公十二年，当威烈王十八年，然《纪年》久佚，《水经注》每多讹误，此十二年，必十六年之误。烈公十六年当威烈王二十二年。以此铭证之而益信。……征秦必为是年以前的事，此并言之。《六国年表》‘威烈王十三年，秦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十六年，十七年两伐秦。’《魏世家》于十七年，亦云攻秦至郑而还。度羌亦必从韩与其役。否则韩自有伐秦之事，而史不记也。伐齐之事，仅见于《纪年》甚略，赖有‘入长城’三字，知为是役。”

考晋烈公十二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钱宾四先生已经考定。钟铭的“惟廿又再祀”当指在周威烈王二十一年，伐齐入长城，氏到次年才钟铭纪功，也是情理中事。温先生的校改纪年年数是多余的。高本汉认钟铭的“惟廿又再祀”是指晋烈公的二十二年，发出了二个疑问，也是多余的。这时韩尚未经天子命为诸侯，又因有“王命”的关系，所以用周天子的正朔了。钟铭“征秦”之事虽不见于《纪年》，可是钟铭“敚夺楚□”，正和《吕氏春秋·下贤》篇所谓“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相合。《吕氏春秋》毕沅新校正引梁曜北说：“《国策》《史记》皆不见文侯胜荆齐之事”，现在我们拿《纪年》和氏编钟来对校，魏文侯胜荆齐的事，不是很明显了么？魏在文侯之世，尊贤重义，号为令主，在三晋中魏本最强，最先称侯，晋、秦赢之□，文侯也用兵平定而立晋烈公。三晋有事，魏常联合韩、赵去应外敌，俨然是三晋的盟主。后来周安王二年，三晋曾伐楚到乘丘。十一年，三晋败楚于大梁、榆关，结果是厚赂了秦国，才得讲和。直到魏武侯去帮助赵公子朔去争立，三晋才失和。前此魏伐秦之役，韩也是参与的，所以这钟铭有“征秦”的话，只是《史记》缺略，没有交代清楚罢了。《秦本纪》孝公元年下令关中说：“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这里把三晋合称，也是一证。

三晋经此大胜，也就威震天下，所以天子“赏以上闻”，魏史称为“王命”，后二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天子也就讨好三晋，承认既成事实，命三晋为诸侯了。

（原刊上海《东南日报·文史周刊》1949年2月1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