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民阶层的兴起

士民阶层的兴起

在封建时代，知识是贵族所专有的，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自从贵族阶级渐次的没落，一部分贵族散在民间，使平民的知识程度提高了。贵族阶级的最下层是“士”，他们没有大封邑，大都靠他们的技艺来当个差使，得到些俸禄来过生活。可是历时既久“士”的人数增加，不得个个都得到相当的位置，就是得到了相当的位置，也不能保持得永久，于是有些“士”就靠卖技艺过生活，有时替贵族相礼，有时招收些生徒来教育。那时平民已抬起头来，很多人正想受了些教育而爬上去，因此新教育便开始了。首创这新教育的便是孔子。

孔子原是贵族出身，早年曾做过管仓库的“委吏”，也曾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吏”，五十多岁的时候，曾一度做过鲁国的司寇，可是他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用在讲学上，孔子抱着“有教无类”的宗旨，不问身家，一律都肯予以教育。孔子的弟子出身有很贫贱的，他们学成以后的出路，大都是做大夫的“家臣”。孔子曾说：子路“可使治赋”，冉有“可使为宰”，公西华“可使与宾客言”。他们所教学的功课，就是那些贵族生活中应有的知识，注重在诗、书、礼、乐。礼、乐是维持贵族宗法社会的工具，所以孔子特别注重。孔子的思想还是贵族宗法社会里的意识。他眼见贵族阶级快将倒塌，所以竭力主张恢复周代旧有的宗法社会，把贵族原有名分矫正，使贵族社会原有的秩序恢复。

等到战国时代，聚徒讲学风气更盛了，书籍的流行，似乎也较广了。那时的书，不但有写在竹简上的，也有写在帛上的，携带起来就比较方便。墨子到楚，献书楚惠王，墨子到卫，“关中载书甚多”，惠施也有“书五车”，相传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书箱这样的流行，知识当然更容易普及了。同时各国的君主都急于搜求人才，对于儒士更尊敬了。孔子在世的时候，弟子们不过做些大夫的“家臣”，到这时孔子的弟子子夏，就做了魏文侯师，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子夏的弟子段干木，也都得魏文侯的尊敬，子贡的弟子李克做了魏文侯的相，曾子的弟子吴起也做魏的四河“守”，后来又做楚的“令尹”（如同别国的相国一样），士民阶层到这时，就由统治阶级的下层爬到上层去了。

这时的魏国，原有贵族宗法社会已渐倒塌，儒士原有的政治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政治，所以李克和吴起所用的政策，已经不是人治而是法治，所用统治的工具已经不是礼乐而是法律。在封建社会里，赏赐是奖励贵族的工具，刑罚是统治平民的工具，到这时，李克、吴起为适应时代的潮流，把赏罚普遍地应用到整个社会，建立了新政治的基础。这时，不但魏文侯尊重儒士，鲁缪公也非常优贤礼者。孔子的孙子子思非常受到鲁缪公的尊敬，鲁缪公选用博士公仪休来执政，吴起在入魏以前，也曾在鲁带兵。同时赵烈侯的“相国”公仲连也曾进用贤士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周威公也竭力求士，得到贤士义莳、田邑、史麟、赵骈四人。据说，宁越本是个中年的农民，有一天，问他的朋友说：“我怎样可以免掉吃这苦呢？”他的朋友答道：“只有去上学！学了三十年，就可以高贵了。”宁越说：“改为十五年吧！人家休息，吾不休息。人家睡觉，吾不睡觉。”这样经过了十五年，果然成了周威公的师傅。从这故事里便可知那时平民要爬上政治舞台。受教育就是他们的登龙术。

稍后，秦孝公想恢复秦穆公的霸业，商鞅就从魏入秦，向秦孝公游说，结果官做到“大良造”。他把魏国的治法全盘带到了秦国，秦国就因此富强起来。至于齐国也在稷下造了高门大屋，开了康庄大道，招留谈说之士，从桓公历威王、宣王、湣王、襄王五世，下及王建，没有间断过，真是盛况空前了。有名的“文学游说之士”，像淳于髠、孟轲、慎到、接予、田骈、环渊、荀况、邹衍、邹奭等辈，都曾先后来到齐国，各自发表着他们的政见，士民阶级到这时可说是再活跃也没有了。

当时这许多儒士，一部分是政治家，就是所谓“法家”，——例如李克、吴起、商鞅之类，他们都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政策。其余大都只能算是思想家，都率领弟子，游说诸侯，以求重用。墨子带了“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侠士，除了帮助人家打仗以外，也还到处游说，派许多弟子在中原各国做官。孟子更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在齐国除了做一任“卿”以外，也“将中国授室，养弟子以万钟”，至于田骈在齐国，也“赀养千钟，徒百人”。许行到滕，也有“徒数十人”，此外许多辨士，也都“率其群徒，辩其谈话”，游说的风习，真是盛极一时。吴起最初“以游仕破家”，立志“不为卿相，不复入卫”，终于达到了目的。范雎“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不能得志，终于入秦封为应侯。蔡泽“游学于诸侯，终于为秦相。”甘茂最初事奉上蔡监门史举先生，后来也在秦官至丞相。苏秦兄弟三人，本是东周的鄙人，也都凭三寸不烂之舌，取得卿相的地位。事实上，苏秦这些人已算不得政治家，只是个官僚政客，他们揣摩着人主的情意，来取媚于人主，这种政客的作风，大概是申不害开其端的。在这时，无论什么人，只要能说动君上也就马上能够飞黄腾达。所以荀子也说：“我要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可以么？只要学就得了。从前只是个路途的人，一会儿，就能和尧舜相并。从前只是个不懂什么的人，学了就能‘图回天下于掌上’。从前只是罪人奴隶，一会儿也就能成‘治天下的大器’。”在当时，知识确乎是万能的了，求学也确乎是个唯一的登龙术。

本来只有国君礼贤养士，后来有权的大臣也纷纷养起士来。其中最著的，齐国有孟尝君，食客三千人，据说任侠之士迁到孟尝君封邑薛地的有六万多家，此外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文信侯，也都有食客三千人。大概次一等的人才，不能得到国君优礼的就投到这些大臣的门下。其中如孟尝君的冯、平原君的毛遂，也都能替他们的主上排解困难，都有相当的才干，这些大臣对于人才搜罗的范围很广，连会做鸡叫和装着狗做小偷的人也都收养着，人品既这样嘈杂，所以分了许多等级来招待他们了，孟尝君的食客有“鱼客”“车客”的区别，鱼客吃有鱼，住的地方叫做“幸舍”；车客进出有车坐，住的地方叫做“代舍”。此外还有“传舍”。平原君的食客，也有上下等级。大概见到了有什么才干可以就可以升级的。这又是平民登龙的途径。

在战国时代，国君大臣这样的急于搜求人才，这样的优待儒士，儒士又这样的容易登龙，所以这些士民格外看重自己，士气也格外高涨了，相传魏文侯要见段干木，段干木踰垣而避走，魏文侯经过段干木的闾是要“式”的。魏文侯见了段干木，立得疲倦了也不敢休息，可是见了相国翟璜，便踞坐在堂上和他说话，翟璜很不快意，文侯便说，“段干木不肯受官，又不肯受禄。你做官要做到相国，又要上卿的俸禄，既然收了我的实惠，还要责备我礼节，不免太难吧！”魏太子遇见了田子方，引车避开，下车进谒，田子方却不还礼。子击便问道：“富贵足以骄人呢？贫贱足以骄人呢？”方答道：“贫贱才足以骄人”。这些传说未必都可信，然而战国时士气的是高涨可以无疑的。颜斶见了齐宣王毫无礼貌，宣王说：“士贵呢？王贵呢？”颜斶答道：“士贵呀，王是不贵的。”齐国稷下的那些学士，像淳于髠、田骈之流受了国家的优礼，受了俸禄，只是高谈阔论，却以不愿做官为高尚，这都是士气高涨所造成的。士民有的以做官为他们的出路，有些高傲的士民早已瞧不起做官的人了。就是那些奔走于仕途的，像孟轲、荀况之类，态度也很骄傲。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忽视其巍巍然”，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了魏襄王出来，对人家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有所畏焉”。荀子也说：“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这种轻视人君的态度，已和孔子“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完全不同的了。

话又得说回来了，战国时代各国君王的亲族贵戚做大臣的，实在还是不少，可是也有许多贵族的后裔从本国出仕到他国去的。例如陈轸本是齐国的贵族，出使到楚国以后，就辗转在楚、秦、魏三国间奔走仕途。田需也是齐国的贵族，后来到魏国做到相国。韩国的公子昧，不但在秦国做过大臣，也还到齐国做了一任相国。也有本是小国的贵族，辗转出仕到大国的。例如乐毅本是乐羊的后裔，本是中山的贵族，本是中山的相国，后来到赵国做将军，到燕国做了燕昭王的重臣。也有本是小国的官吏，辗转出仕到大国的。例如如耳本是卫嗣公的大臣，后来到魏国成为重臣。田不礼本是宋国的大臣，到赵国就做代安阳君的相国。也有挟着强国的威势而出仕到外国的。例如张仪本是秦相，却曾挟着秦的势力到魏国去做相国。田文（即孟尝君）本是齐相，也曾挟着齐的势力到秦国去做相国。昭献是楚国的大臣，也曾挟着楚的威势到韩国去做相国。楼缓是赵的大臣，又曾挟赵的势力到秦国去做相国。仇郝也是赵的大臣，也曾挟赵的势力去做中山的相。吕礼是秦的大臣，也曾挟秦的威力去做齐的相国。就是别国流亡出来的官吏，有时也有国家想要借重。例如公孙衍本是秦的“大良造”，等到被张仪逐出，魏国就起用他为将军来抵抗秦国。田文从齐国流亡出来后，魏昭王就用他为“相”来抗拒齐国。赵奢是赵的将军，因有罪流亡到燕，燕就用为上谷“守”。这些都是利用国际的情势而得以仕进的。

此外，也还有借用他国的威势而得以飞黄腾达的。例如公孙衍因为合从的外交政策成就，得做魏相。翟强在魏，因为联合齐国成功而得到相位，同时楼鼻又用亲楚的外交政策来和翟强作政治斗争。因为战国中期以后，国际的情势不断在那里变迁，合从连横的局面不时的转变，许多纵横家也就利用国际情势的复杂，各自奔走其外交路线。如果你的外交路线正适合那时的情势，也就为国君所采纳，把你捧上政治舞台了。如果你的外交路线失效了，就得滚下台来，例如魏国在魏惠王那时，自从给齐国在马陵大败以后，就起用惠施做相国，采用联合齐、楚的外交路线；等到为齐、楚所逼，也就改用张仪联合秦、韩的外交路线，立刻抬举张仪来到魏国做相国。等到秦国逼魏厉害，又重用公孙衍联合齐、楚、韩等国来攻秦的策略，起用公孙衍为相国；等到公孙衍合从攻秦失败，此后又重用田文来联齐，田需来联楚。又如韩国在韩宣惠王、韩襄王那时，一会儿重用公仲来讨好秦国，服事秦国，一会儿又用公叔来参加列国间的合从，抵抗齐国。只因韩、魏二国适当中原，是齐、楚、秦等大国在形势上所必须争取的，合从连横的局面的展开，韩、魏一定首先受到波动，因此便有许多外交家在中间利用时机，甚至造作机会，利用国际路线来作登龙术了。齐、秦等大国中也未尝没有这些现象，只是没有韩、魏显著罢了。

总之，在战国前期，各国都谋富国强兵，正是“法家”最合潮流的时期，所以李克、吴起、商鞅之类，都能由此爬上卿相的地位。到战国中期以后，国际形势变迁剧烈。正是“纵横家”最合潮流的时期，所以奔走外交的人们，得遇良好的机缘，都能得到高官厚禄了。

那时士民阶级的仕进，固然可以凭藉在野的声望，用游说的方法，直接去说劝国君，使他重用，可是也免不了需要在朝的人加以援引，所谓“朝里无人莫做官”，也可应用到那时。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史举的学生，因有张仪的提携，做到秦国的丞相。蔺相如本是“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因为缪贤的推荐，渐次做到赵的上卿。李斯本是吕不韦的“舍人”，也因吕不韦的推荐而升官的。战国末年卿相大臣的食客舍人所以众多，无非想由此作为进身之阶。还有国君那里的近臣，也往往是一条攀引的门径。例如商鞅到秦国，就是由于“嬖人”景监的引进，才得游说秦孝公。范雎的到秦国，也因由“谒者”王稽的带往，才得献书给秦昭王，结果范雎官做到相国，王稽也因此做起河东“守”来了。所以《荀子》曾说：“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君道》篇）《韩非子》也说：“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孤愤》篇）因为这样，这些想做官的士民，不但要奔权贵之门，也还要联络联络这些小臣呢！同时，那时那些大臣往往本身也就是近臣贱臣起家的。例如申不害本是个贱臣，竟能做到相国。还有“郎中”和“宦者”等官，都是国君近臣，往往都能由此升任大官。“郎中”本只是国君的侍卫，李斯因有吕不韦的提拔，做了“郎”，就得和秦王相亲近，渐次升官。“左师”触龙曾对赵太和说：“老师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愿补令得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就因为王宫里黑衣的侍卫本是个进身之阶呵！

《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见《尚贤中》篇）那时已经有因色宠而仕进的了。后来如楚的安陵君，赵的建信君，魏的龙阳君，都是很显著的例子。《韩非子》上说：“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上以此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无危？”（《诡使》篇）那时也有因进献漂亮的妹子而显贵的。例如楚国的李园，就是最显著的，这些该是士民阶级中登龙术之最卑下的了。

张登对费说：“请令公子年对韩王说：‘费，……此其家万金，王何不召之，以为三川之守？’”（《国策·韩策三》）原来“家万金”也成为做官的条件了。到战国末年，卖官鬻爵的风气也已开始，《韩非子》把它列为亡国征象之一（《韩非子·亡征》篇及《五蠹》篇）。《秦始皇本纪》说：“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已拿卖官鬻爵来弥补国家所受到天灾。吕不韦本是阳翟的大贾，曾把奇物玩好献给华阳夫人，替秦的“质子”子楚求立为太子，自己就做太子的傅，后来竟做到相国，封为文信侯，把商人投机取巧的手法也搬上了政治舞台去，作为一种登龙术。到战国时代，士民阶级开始兴起，渐次掌握政权，而其登龙术也是五花八门，每况愈下。此后士民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在那时所创立的，而一切病源已也在那时播种下去了。

（原刊上海《益世报·史苑》1946年10月25日第8、9版，署名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