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大令戈铭考辨

新城大令戈铭考辨

这戈是民国三十一年安徽寿县出土的。内八〇公厘，援一二〇公厘，胡一〇五公厘，重二一〇公分。内首出刃，内胡都有受柲孔，内上有铭文，二行共十四字：

八年辛城大命韩定工师宋费褚

梁上椿《岩窟吉金图录》卷下第五七图录，定名为“新城大令戟”。关于这戈铭文，柯泗昌曾作考释，柯氏说：“此戟文曰‘八年辛城大命韩定工师宋费褚’，辛城即新城，韩字见钟文及钟，工师二字合文，亦常见古兵者。新城为地名，大令工师为官名，韩定宋费为人名。大命之为官名者，命字初见金文即令字，后乃分为二字，古兵若高都戈之高都名（陶斋）、辂庶长戟之刊命（奇觚室）等，命字俱连地名，上有纪年，下有姓名，以文例言，是又以令字通于命字矣。此戟亦当读为新城大令也。戟出安徽寿县，然其为楚器，即此新城大令四字，已为确证。新城属于何国，不曰令而曰大令，事皆见战国。《楚策》云：‘城浑出周，三人偶行，南游于楚，至于新城，城浑说其令曰：郑、魏者，楚之耎国，而秦、楚之强敌也。郑、魏之弱，而楚以上梁应之，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围之，蒲阪、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上梁亦不知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边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说，乃为具驷马乘车五百金之楚，城浑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云云。此章所言，不啻为此戟文字之详释也。今再分析言之，以为证明。城浑说新城令使其资已南交楚王，俾以新城为主郡，是新城本楚所属之一县，其官长称为令，楚人又称县令曰公，若《左传》“陈公”“申公”之类，是以此策又有新城公之称也。楚王以新城为主郡其令必当迁秩，是以新城令听城浑之说而大悦，而资以车马黄金使其之楚也。新城与宜阳相近，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引《括地志》洛阳伊阙县本汉新城县，在州南七十里，以为其地正当汝州之北，宜阳之东，楚南境也（此就楚迁都寿春以后之形势言）。是其地本为要地，由县而改主郡，其形势亦可由弱而强，诚为边邑之利，是以楚王果从城浑之说也。县既改郡，官长自不能仍为令称，县令迁秩，当为郡守，然楚无此名，与他国不同，观于陈项再起，做秦郡守为郡长（沛公为砀郡长），仍不以郡守为名，则战国时楚之郡自不曰守，新城改郡，其令改称大令，是大令者楚为郡中长官之名，所以别于县令者，北戟之韩定，未知是否即为此人，然可知为改郡以后所造者，足以补苴史阙也，而大令者即是楚之郡守矣。”

这篇考释，说来好像入情入理，可是一经我们仔细考核，知道这些说法是站不住的。《魏策一》的“上梁”疑是“上蔡”之误，“上梁”这地名，他处不见，城浑说：“而秦，楚之强敌也，……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围（围旧作圉，从顾观光说校正）之。”足见城浑说新城令时，宜阳已为秦所得，考秦拔韩宜阳，在楚怀王二十二年，秦拔楚新城在楚怀王二十九年，那么楚立新城为主郡，必是楚怀王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间，因为秦未得宜阳以前，楚的北境只和魏、韩接壤，魏、韩二国中魏国较强，而韩的行动又往往附从魏国，所以楚郡设在上蔡，等到秦拔韩宜阳，楚的北境便和秦交接，这时秦的威势已不可一世，所以楚有迁郡治到新城的举动。楚立新城为主郡，既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间，而这戈铭文字为“八年”，如何一定能说这戈是新城改郡以后所造的呢？在楚威王五年，秦固然也曾一度得过宜阳，为时既很短，而且在“齐魏相王”和楚大败齐于徐州以前，那时秦的声势不足以威胁楚国，楚也何必在新城设郡？（当楚怀王二十九年三十年间，秦攻取楚新城时，守新城的是景缺，可参见《秦本纪》《楚世家》）至于说楚的郡守称大令，旁无可证，也是不足信的。在文献上，固然不见楚国有郡守的官名，可是《楚策二》有“宛公昭鼠将十万之军”一节，所谓“宛公”疑即是楚的郡守，《始皇本纪》载：“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这里叙述秦所有之郡，独没有南阳郡，因为宛本是南阳郡治，所谓宛便指南阳郡。考秦得六国之地设郡，都沿袭六国的旧郡，想来宛也必是楚的郡治。《楚策二》的宛公昭鼠，该即是郡守。春秋时楚的县大夫称“县尹”“县公”，到战国时，县大夫已改从别国的制度称“令”，或许就用“公”来作郡守的称谓。

这戈的所谓“大令”，该是县令的尊称，正如战国的郡守，也戓尊称为“太守”一样。（《赵策一》中五见太守之称，都在说辞之中，“太守”本是“守”的尊称，在战国已通行，不得因汉景帝更名“守”为“太守”，便说前此无“太守”之称）。这戈的正确制作年代，因为文献不足征，是没法加以论定的。

（原刊上海《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7年3月1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