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长平之战的时间

再谈长平之战的时间

关于长平之战的时间，既然提出来了，就有必要再作说明。张景贤同志《长平之战时间考辨》中，断定长平之战只历时六月，认为持续三年之说是由于“把秦军攻韩上党的时间、赵军进驻长平的时间，和长平之战爆发的时间混为一读”而发生的误解。这一考证只是依据部分《史论》的史料而作出的论断。其实，《吕氏春秋·应言》篇早就指出：“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我们综合《史记》和《战国策》的史料加以分析，可以证明《吕氏春秋》之说是不错的。我为此写了一篇短文《关于长平之战的时间》（载《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作为说明，现在张同志坚持他的说法，继续写成《长平之战时间再辨》。这篇《再辨》是更加站不住了。

（一）《吕氏春秋》所说长平之战“三年始后决”的真实性问题

张同志宣称《吕氏春秋》“这条资料的真实程度是值得怀疑的”，但又提不出任何可靠的理由。《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只是因为它的思想体系融合各家之说，并不是因为它“内容庞杂”。即使“庞杂”，也不能就因此抹杀它的史料价值。当然，《吕氏春秋》如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不可能完全正确无误，但是对具体的记载要作具体的分析，怎能凭空说《吕氏春秋》所讲长平之战的时间不可信呢，《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不过离长平之战二十年，这是有关秦国前途的一件大事，吕不韦及其多数宾客对于这样的大事应该是清楚的，而且它讲到了秦国由于长平之战“三年然后决”而产生的后果，“士民倦，粮食□”（所缺一字当是说积储粮食因此短缺）。当时吕不韦以秦相名义主编此书，公布于咸阳市门，当然有他的政治意图，但是，决不可能对众所周知的秦国大事信口乱说的。

现在张同志提出的怀疑理由是：“它（指《吕氏春秋》）既未说明长平之战的起讫时间，也未述明该次战役的具体进程，实是一条内容含糊不清的资料，其本身的资料价值尚需证明，因而不能作为长平之战进行了三年之久的明证。”众所周知，《吕氏春秋》一书，不是战国的编年史，它讲到某一历史事件，只是用作它立论的依据，怎么可能把每个历史事件的起迄时间及其具体进程说明呢？何况，长平之战是当时最大一次战役，离著书年代又这样近，怎能因为它没有说明起迄时间及具体进程，就说“实是一条含糊不清的资料”呢？《吕氏春秋·应言》篇说长平之战“三年然后决”，并且说秦因此得到不良后果，说得十分明确，毫不含糊。

（二）上党之战和长平之战是否紧密连接问题

上党之战是爆发长平之战的起因，因而上党之战和长平之战是紧密连接的，这在史料上是有充分根据的。

张同志说我“囿于《吕览》三年之说，因而对于长平之战这一具体战役的起迄时间也产生了误解”。并且说我“把上党之战作为长平之战的开始，从而把长平之战开始的时间提前至秦昭王四十五年即公元前262年是不妥当的”。看来张同志没有看清我的那篇短文，我没有“把上党之战作为长平之战的开始”的意思。《秦本纪》说：“（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我那篇短文说：“这是司马迁把历时三年的长平之战，为了叙述方便，都记在战胜的一年。”我指的长平之战从“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开始，最初处于“相距”阶段，后来白起“大破赵于长平”，前后有三年之久，这里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只是说明长平之战的起因，十分明白。梁玉绳《史记志疑》说：“案事在四十五年，《赵世家》《白起传》可证，此因说长平事而并书于四十七年，非也。”严格说，秦攻韩上党，事在前二年，不应叙在这一年内，但是，《史记》文例往往如此，不能认为是司马迁的错误。

然而我们从《秦本纪》的叙述中得知长平之战与上党之战是紧密连接的。我曾举出《赵世家》孝成王四年的记载和《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章，证明“赵取上党，与秦发兵攻赵长平在同时”。《赵世家》孝成王四年下说：“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接下七年下又说：“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分明“廉颇将军军长平”是紧接赵“发兵取上党”之后，赵发兵取上党之后，马上引起秦对赵的进攻，因而赵要派廉颇统率大军到长平抵御。正如《秦本纪》所说：“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现在张同志却说：“《赵世家》‘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记述的是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情，……用的恰恰是杨先生所说的把不同时间的事情合并记叙的笔法，并不能以此断定这两件事情必然前后紧相连接，同发生在秦昭王四十五年之内。”我要声明，我没有说过司马迁有把不同时间甚至不同年份的两件事情“合并记叙在一年里”的笔法，我只是说：“为了记述方便，把历时二、三年的战役合叙于战胜的一年中。”或者把发生战争的原因，叙述在爆发战争的年份中，如果把不同年份的两件事情，可以随便合叙在一年之内，那里还有什么“笔法”可言？张同志说《赵世家》有二件不同年份的事叙述在一年里的“笔法”，因而“并不能以此断定这两件事情必然前后紧相连接”，不免令人费解。

张同志还说：“就《赵世家》所记来看，于赵孝成王四年下只提到赵发兵上党，廉颇率军进驻长平事，并未言及秦进军长平与赵军相距事，下文却突然跳至孝成王七年廉颇免，而赵括代将之事，间隔了三年之久，且孝成王七年当秦昭王四十八年即公元前259年，与其他纪传均不合，显然此段记述脱误较多，需要考订，亦不足以作为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2年的证明”。其实，《赵世家》记长平之战于孝成王七年，与《史记》其他传记都有相合之处。《赵奢传》记赵括败于长平在赵孝成王七年，亦与《赵世家》相合。《韩世家》说：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这年也正合秦昭王四十八年。《范雎传》记赵“令马服子代廉颇将，秦大破赵于长平”，在秦昭王四十三年之“后五年”，亦是昭王四十八年。《春申君传》说：“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春申君于考烈王元年为相，考烈王四年亦正合秦昭王四十八年。有的同志根据上述资料，断定长平之战最后结束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我认为，最后决胜在秦昭王四十七年结尾，可能已跨进四十八年的年初，因而记载有四十七年与四十八年的出入。《白起传》载：“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于是展开决战。按秦昭王时，秦已采用颛顼历，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编年记》，可资证明。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初一为元旦，九月已是岁末。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四十七年，攻长平。”韩连琪同志《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考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亦引用《吕氏春秋》，断定长平之战前后有三年之久，认为开始于秦昭王四十六年，终于秦昭王四十八年，亦足以备一说。

（三）赵、秦进军长平的时间问题

关于秦进军长平的时间，自当紧接在赵取上党之后。《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章结尾说：“韩告秦曰：‘赵起兵取上党’。秦王怒，令公孙起（即白起）、王齮（即王龁），以兵遇赵于长平。”这段记载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张同志又说：“只是一个约略概括的记述，并未明记事件发生的年月及经过，用它来证明《吕氏春秋》记载的正确，实嫌论据不足。”我认为，尽管《战国策》这段记载没有纪年，但是所说秦“以兵遇赵于长安”，紧接在“赵起兵取上党”之后，是十分清楚的，不能因为没有纪年，就否定它的史料价值，梁玉绳《史记志疑》没有以《赵世家》和《战国策》比勘，而仅与《秦本纪》比勘，就断言《赵世家》“廉颇将军军长平”上“失书‘六年’二字”，显然是武断。现在张同志为他辩护，说：梁玉绳“未引《赵策》的记载去校勘《史记》，非其不知也，当有其用意。”这个辩护是十分勉强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引《白起传》后说：“四月以上，讲的是前二年发生的事，说明长平大战的原因，并不是说，长平之战就在四月才开始的。”因为二年以前“赵军长平”的时候，长平之战实际上已爆发了，不过处于“相距”的阶段。“四月”以上所讲是前二年发生的事，是很清楚的。现在张同志别出新解，说《白起传》所讲昭王四十七年“攻韩取上党”，是说出兵攻取了原属于韩而后又降于赵之上党，“上党民走赵”是说上党民为避秦军而逃到原属赵之上党地区，“赵军长平”是说赵国为了保护降民，抗拒秦军，遂派廉颇率军进驻长平。并且认为这与秦昭王四十五年秦攻上党、上党降赵的事不同，“此为前后发生的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秦攻上党，上党降赵是昭王四十五年的事，而秦“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已是昭王四十七年的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他的解释是错误的。

长平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括地志》（《赵世家·正义》引）说：“长平故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一里，即白起败括于长平处。”韩上党，在今山西沁河以东、太行山西北一带地方，即唐代泽州、潞州等地。《韩世家·正义》说：“韩上党也，从太行山西北泽、潞等州是也。”赵上党在韩上党以北，在今山西和顺、榆社等县以南。长平不属于赵上党，而是韩上党的重镇。《白起传》所说秦“攻韩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该是紧接在“秦攻上党，上党降赵”之后的事。正因为“上党降赵”，秦、赵之间就发生争夺韩上党的战斗，一方面是赵派大军接受韩上党降赵，另一方面秦加速攻取韩上党。在双方争夺韩上党的斗争中，秦占有小都分韩上党，赵占有大部分韩上党。“上党民走赵”，就是说在秦占领区的韩上党人民往赵的占领区跑。这时赵派廉颇率大军进驻韩上党重镇长平，用来抵御秦的进攻，保护逃到赵占领区的上党人民。决不能像张同志所说那样，这时秦已“攻取了原属于韩而后又降赵之上党，上党民为避秦军而逃到原属赵之上党地区，赵国为了保护降民，抗拒秦军，遂派廉颇率军进驻长平”。试问，如果秦已完全占有韩上党，赵怎么能够再派大军进驻到韩的上党重镇长平？如果韩的上党人民已经逃到赵的上党去，为什么不派大军到赵的上党去保护，还要派大军深入韩的上党去保护呢？如果秦已完全占有韩的上党，赵再派大军深入韩上党重镇长平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这样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按照张同志的考证，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韩上党郡守降赵，赵占有韩上党，后二年（公元前260年）秦才怒于上党降赵，再发兵攻取原属韩的上党，赵才派兵进驻长平。试问，为什么秦在当年韩上党降赵的时候不发怒，而要后二年才怒于上党降赵而发兵攻韩上党呢？既和《秦本纪》所说“上党降赵，秦因攻赵”不合，又和《赵策一》所说“韩告秦曰：‘赵起兵取上党’。秦王怒，令公孙起、王齮以兵遇赵于长平刀”不合，而且当时秦、赵激烈争夺韩的上党，又不是儿戏，怎能相隔一二年再重新爆发战争呢？

当赵派廉颇率军进驻长平之际，正是秦、赵激烈争夺韩上党的关键时刻。秦攻占了小部分韩上党，赵由于韩上党郡守的降赵，又由于韩“上党民走赵”，取得了大部分韩上党，当然要使“秦王怒”了，要对赵发动进攻了。赵派大军驻守韩上党重镇长平，秦当然要调集大军向长平进攻，于是长平大战就开始了。只因为赵将廉颇采用筑垒坚守而不出击的战略，即所谓“赵军固坚不战”（《史记·赵奢传》）使得秦军无法进占，处于“相距”阶段有三年之久。等到赵改用赵括为主将，赵括改变战略，大规模出击，终于在长平大败，一旦赵在长平战败，韩的上党当然全部被秦攻占了。所以《韩世家》说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正义》：“韩上党也。”但是必须指出，在赵坚守长平时，秦只占有部分韩上党。《白起传》记武安君（即白起）在长平大胜时说：“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所说“拔上党”，只是指部分占有。《战国策·秦策三》“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章，记有人说：“秦尝攻韩邢，困于上党，上党之民皆返为赵。”《白起传》引苏代的话，同样作“困上党”而不作“拔上党”。说明当韩上党民逃奔赵占领区的时候，秦只是“困上党”或者部分占有韩上党。如果秦早就有韩的上党，赵就不可能驻进长平，长平之战就无从爆发了。

总之，《白起传》昭王四十七年“四月”以上所记，是为了说明长平大战起因，追叙了前二年韩上党降赵以后发生秦、赵争夺韩上党的事，决不可能如张同志的解释那样，昭王四十七年秦另攻占韩上党。张同志说“前人多未细辨，将此二事误为一事”。我认为，并非“前人多未细辨”，而是出于张同志的误解。因为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历史事件发展的进程，也不合战争的地理形势。

长平之战的起因和经过是：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攻韩上党，切断韩上党与韩本国的联系，韩上党郡守降赵，赵接受韩上党之降，于是引起秦、赵争夺韩上党的斗争。秦攻占了原属韩上党的小部分地方，赵取得了原属韩上党的大部分地方，韩上党人民多从秦占领区逃到赵占领区。赵为了抗拒秦军和保护投奔韩上党的人民，派大军进驻原属韩上党的重镇长平防守，秦亦派大军进攻长平，从此长期处于“相距”阶段。到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四月战斗开始激烈，到七月，赵因中秦反间计，起用赵括代替廉颇为主将，赵括改变筑垒坚持的战略，被秦将白起所包围，到九月以后（正当年底和年初）突围不成，赵括被射死，全军降秦被坑杀。

（原刊《历史教学》198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