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郡制——战国制度丛考之一

战国时代的郡制——战国制度丛考之一

从封建制度变为郡县制度，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步。郡县在春秋时代已开始有了，“县”本来设在边区，后来才遍及中原的。同样的，“郡”本来也是边陲的军事管理区，一直到战国时代还是如此。《史记·匈奴列传》上说：“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赵武灵王……北破林胡、娄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昭王……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可知魏、赵、燕、秦在北边设郡，原来防胡戎的。楚的设置巫郡、黔中郡，秦灭蜀后设郡，也无非防止蛮夷的叛乱和巩固边防。《楚世家》说：“顷襄王二十三年，……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楚策一》载城浑说新城令：“郑、魏者，楚之耎国。而秦、楚之强敌也，郑、魏之弱，而楚以上蔡（旧误作‘上梁’）应之；宜阳之大也，楚以若新城围之。蒲反、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新城、上蔡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上梁亦不知也。今边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春申君列传》说：“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而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可知战国中期以后，列国为了巩固边区，和强国交界处都已开设郡。上党是韩、赵、魏的交界，又是山地险要之区，所以魏、赵都在上党设郡；河间是魏、赵、齐的交界，离赵都邯郸又近所以赵也在河间设郡；南阳是韩、楚的交界，所以韩、楚也在南阳设郡。魏的设上郡，原是防秦的，等到秦得河西上郡，魏又在河东设郡来拒秦；韩在三川设郡，楚在汉中设郡，也无非抵挡秦国之用。楚在破齐后曾“塞厉门而郡江东”，那又是用来制越的。秦的蚕食六国，每得新地，必设郡以利攻防，所以秦尽灭六国，郡县也就遍布天下了。

“郡”本是边防的军管理区，所以它的长官叫做“守”，而“守”这官职都是用武官来充任的。《韩非子·亡征》篇说：“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这把“出军命将”和“边地守任”相提并论，可知“守”原是和“将”相类的。魏文侯的时候，吴起因善于用兵而任命为“西河守”，同时西门豹做“邺令”，只以治民著称，《韩非子》上还说他“不斗而死人手”，可知到战国时代县令已是文职，而郡守还是武官。《秦始皇本纪》上说：十八年，“王翦将上地”，“杨端和将河内”，上地即是上党，河内即是河间，所谓“将上地”“将河内”，就是率领上党郡的兵卒，率领河间的郡兵卒，他们就是上地河内的“守”。《韩非子·存韩》篇载李斯的话：“令蒙武发东郡之卒”，蒙武在那里本是东郡的“守”；《秦本纪》说：“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司马错也就是陇西的“守”。《赵策一》载：“上党守靳，曰……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赵策三》又载：“齐人李伯见孝成王，……以为代郡守。而居无几何，人告之反，……已乃使使者言：‘齐举兵击燕，恐其以击燕为名，而以兵袭赵，故发兵自备。’”本来“郡”是军管理区，“守”是武将，有着发兵防守进攻的重要责任的。

春秋时代，郡县还不相统摄。赵简子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的地位还比县低，到战国时代，县已统属于郡，郡的地位大为增高。《秦策二》载甘茂对秦王说的话：“宜阳，大县，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而攻之，难矣。”原来宜阳是上党、南阳两郡间出入的要道，是一个有郡的规模的大县，所以甘茂才这样说。在战国时，魏的上党郡部有十七县（见《秦策五》），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见《秦策一》），燕的上谷郡有三十六县（见《秦策五》），秦取赵榆次等三十七城设置太原郡（见《秦本纪》），又取魏酸枣等二十城设置东郡（见《始皇本纪》），可知战国的郡，少的该有十几县，多的已有几十县了。

战国时代，各国在都邑已筑城设县。《秦策一》说：“上党十七县”，《赵世家》作“有城市之邑十七”，《赵策三》说：“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讲”，“六县”也或作“六城”；《秦本纪》说：“昭王三十二年，……魏入三县请和”，《魏世家》又作“秦又拔我三城”，往往把“县”和“城”互称，可知战国时代有城的地方已都设县。《齐策一》说：“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齐策五》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魏策三》说：“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魏策三》载：“魏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百，名都数十。”可知战国时代各国在境内已普遍地设置郡县了；只是郡的设置，还是只限于四境的边区，国都附近还没有郡的设立。秦的设郡，大都沿袭六国旧郡的名称，只东郡、南郡是因为方位而得名，齐郡、楚郡是用国名，邯郸郡又采用赵都的名称，因为南郡是楚都郢之所在，东郡在魏都大梁附近，齐郡是齐都临淄所在，楚郡又是楚都湣陈之地，邯郸郡又是赵都所在地，各国在自己的京畿原来设郡，秦在那里建郡，名称上无所因袭，因此或用方位来称，或用国名，或用国都之名。秦在统一天下以后，海内遍立郡县，只京畿地方不设立郡而由“内史”来治理，也是沿袭战国的制度。

王国维在《秦郡考》中说：“今以秦四十二郡还之六国……楚得其八，赵亦如之，燕得其五，韩、魏共得七，齐得其二。夫齐地之大，虽不弱楚、赵，以视韩、魏，固将倍之。且负海饶富，非楚、赵边地之比也。今举全齐仅置二郡，其不可解一也。燕之五郡，皆缘边郡，而无腹郡。自蓟以南，古称天府之地，今虚不置郡，其不可解二也。余以为三十六郡之分，在始皇二十六年。齐之灭，近在是年之春，距燕之亡亦不过一岁。二国新定，未遑建制，故于燕，仅因其旧置之据缘边五郡。于齐，略分为齐与琅琊二郡，其于区画，固未暇也。”其实王先生所提出的二个“不可解”，有什么不可解呢？战国时代各国设郡，为了边防之用，所以都设在缘边，本来只有“边郡”，那有什么“腹郡”。蓟本燕都，燕本来没有设郡，秦灭燕后没有立即设郡，或许是由他郡管辖的，正同秦灭魏后没有在魏都大梁别设一郡一样。《水经注》说“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这在以前的文献无可征验是有疑问的。秦在齐只分齐郡、琅琊二郡，实在是因为齐在战国时代没有设郡，无所因袭的缘故。

在战国时代，齐虽没有分明设郡，确也有类似郡的制度，《燕策一》说：“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齐大胜”（《燕世家》同）。这里把“五都之兵”和“北地之众”分开说，可见“五都之兵”和民间临时征发的民众是不同的。战国时代各国本来已有所谓“厚禄教卒”（见《吕氏春秋·简选》篇，又参见《荀子·议兵》篇），《孟子·公孙丑下》篇载孟子对平陆大夫孔距心说：“‘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那平陆一定即是五都之一。《齐策》说：“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所谓“五家之兵”当也五都大夫的兵，就是“五都之兵”。乐毅破齐这一役，史称下齐七十余城，只莒，即墨未下，林春溥《战国纪年》说：“据《国策》邹忌谓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是在威王之世已然。况宣湣以来，取燕灭宋，楚割淮北，西侵三晋，拓地愈广，而谓七十余城之外，惟余莒与即墨，其他别无可取，岂其然乎？”考燕这次破齐，却有许多城市没攻下（余别有考），莒与即墨该都是“五都”之一，所以湣王奔走到莒保守，田单能根据即墨复国，《燕世家·索隐》又说：“临淄，五都之一。”似乎齐国除国都临淄之外，在四境各设别都，任命大夫带兵驻守，如同他国在边境要卫设郡置守一样。齐在战国时代只有“五都”之制，没有确立郡治，所以秦灭齐后，除笼统设一齐郡以外，只在越的旧都琅琊设郡了。

郡县制度确立以后国君对于郡守县令可以随时任免，中央集权的政体便出现。秦在战国初期，还多用裂土分封的办法来赏功臣名将，到战国晚期，相国等文官仍多封侯赐爵，而将军等武官便以其所略得之地设郡，拿郡守的官来酬劳军功。蒙骛取得魏的二十城设立东郡，便出任东郡守；等到骛死后，他的儿子蒙武便世袭东郡守，这不过是一时赏赐的权宜之计，并非常制。战国时代的郡守，除了带兵打仗外，也还有教训人民的责任。《吕氏春秋·执一》篇说：“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那时吴起正做西河守，可见郡守是负有教训人民的责任的。在教训人民的时候，还以教练人民作战为重要任务。《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载：“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去之，则不足以征军兵……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郡守既以教练人民为要务，所有又兼掌刑赏的大权。《韩非子·内储说上》又载：“董阏于为赵上地守，……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总之，那是个军管区，郡守的职务，平时对人民作军事上的管理和训练，到战时便征发人民出去作战。郡在战国时代还不是个纯粹地方政府组织，它是个直辖于中央的军管区罢了。

（原刊上海《益世报·史苑》1946年11月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