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农村

战国时代的农村

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建筑在农村上的，这时期经济唯一的特征，便是工商业的幼稚，只有土地是唯一的财产，他们的生活大多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大部都是附属于土地上的农奴，贵族对于这些农奴所征调的完全是力役，农奴们所收获的农产品，大部都要归贵族。《国语·晋语一》说：“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原本“隶农”（即农奴）虽则得到肥沃的田地，很勤奋地耕种，还是吃不饱肚子，只是替贵族努力罢了。

到春秋后期，列国疆域扩大，人口增多，垦地又开阔得很广，贵族们所有的土地既很广大，所属的农奴又很众多，管理上自然相当困难，为便利起见，便改用计亩课税的办法，一面可使手续简便，一面还可使农民尽力从事生产，因为采用了计亩课税的办法，如果生产得多的话，多余的便可属于农民私有了。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就“初税亩”，秦国文化比较落后，一直到战国初期秦简公七年才“初税禾”，这样就由“力役地租”转变到“自然地租”了。这样采用按亩课税的办法，不勤俭的农民，遇到天饥岁荒不免要弄到“嫁妻卖子”的地步，勤俭的渐渐富足起来，也就“温衣美食”了（见《韩非子·六反》篇）。等到工商业渐次发达，货币经济渐次发展，土地就开始买卖，那些富余的农民就可从破落的贵族地主的手里买到田地，成为自耕农。何况隐居在荒野里垦荒，不受贵族约束的隐士，本已存在着，在《墨子》上，鲁南有农民叫“吴虑”的，冬季作着陶器，夏天耕着田地，以自比于舜（见《鲁问》篇）。这些隐士就是逃避贵族约束而在垦荒的自耕农，自耕农的渐次普遍，土地私有制度也就确立了。秦国因文化落后，到商鞅变法，才正式确立土地私有制度。

到战国时代，新兴的地主，一部分是由农奴解放出来的，一部分是由隐士垦荒起家的，一部分是由新兴的富贵阶级所造成的。有许多士民在仕进之后，便把所得金帛来收买田宅，像赵括便是一例（见《史记·赵奢传》）。这些新兴的地主，如果自己来不及耕种的话，就不得不雇用佣客来耕作，主人对这些佣客，就不能像农奴那样对待，一方面要出工钱，一方面还要供给饮食，而且不能不讲究些，因为不这样，佣客是不肯卖力的（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

在这时，耕牛和铁制耕器已开始应用，五尺的竖子，已牵着耕牛到处在田野里奔跑，这农业技巧的进步，不仅可以“深耕”，还可以多耕。同时打水的工具“桔槔”也已发明。桔槔是木制的打水机，“前重后轻”，“引之则俯，舍之则迎”，虽然也须人力来推行，已能“挈水若抽”（见《庄子·天运》篇《天地》篇），比抱着陶瓮来提水灌溉已方便得多了，当时常用的农具，已有耒、耜、耨、铫、鉏（即锄）之类，其中以为耜、耨最重要，大概耜长六尺，耜的刃头广八寸（见《吕氏春秋·任地》篇），是用来耕田的，因为他们已知道这样的“深耕”才可使土地肥沃，大约耨柄长一尺，刃广六寸，是用来除草的。他们耨时不但除去害草，要除去小苗而保留大苗，竭力求其匀称，因为他们已知道这样的“易耨”，才可使谷类长得美好。那时农民对于肥料也已注意，大多在夏季把割来的野草用火焚烧，然后用水灌上，使之腐败，这样就成为顶好的肥料了（见《吕氏春秋·夏纪》及《礼记·月令》）。对于蝗虫螟虫也已设法扑灭（见《吕氏春秋·不屈》篇）。农业技巧这样的进步，善于耕种的，每亩可以生产几“盆”的谷，一年还可以种二熟（《荀子·富国》篇），据李悝的估计，普通每亩可以出米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出六石，中熟可以出三倍，出四石半，下熟可以一倍，出三石，小饥可以收一石，中饥可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见《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语）。那时的一尺合今二三公分（据商鞅量新嘉量推算，并有钟尺可证），一亩合今一三八〇〇公分，约当今三分之一亩，一石合今二〇〇六三公撮，约当今五分之一石，可知那时农田一般的生产力，比之目前我国江南的农村，已相差不远了。

那时农民除主要的作业耕种五谷以外，农夫有种树木、蔬菜、养家畜、渔猎、伐□樵柴、织草履等副业（参见《荀子·富国》篇、《吕氏春秋·尊师》篇），所种树木以麻、桑及桃、枣、李之类居多，桑多种在宅边，用以养蚕，瓜、桃、枣、李种在场园里，这恐怕富农才会有，蔬菜除各式蔬菜外，也有辛、姜、葱、韭，每多种在宅边。那时所养的家畜，有鸡、狗、猪、牛、马、羊之类，狗不但用来守夜打猎，也还杀来吃。那时猎野兽的工具，不外乎网和弓箭，捕鱼的工具不外乎钓钩、□、筌、笱及毒药之类。农妇的工作，多着重在衣着方面，养鸡、缫丝、治麻葛、织布帛，没有一件不是农妇的事。纺织的工具如杼之类早已发明，普遍的衣服都由农妇自己裁制，染色的工作也每多农妇割了蓝青自己染的。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农村社会，早已和现在中国的农村差不多了。

当时的赋税，据《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据《荀子》说，有田野之税，刀布之敛，举力之役。可知战国末年农民除了出力役地租、自然地租以外，已有一部分改为货币地租了。到农民不能生活的时候，不免要举债度日，债券大概是竹木制的，借债后由债权人和借债人各执一半，如同符节一般。当时农民所种的田，大概有一百亩，上等的养活九人，上次的八人，中等的七人，中次的六人，下等的五人（见《孟子·万章》篇），当时的米价每石普通为三十钱，低时只二十钱，高时要到九十钱（见《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语）。当时农民的生活，据李悝的估计，一家五口，种田百亩，一年每亩收粟一石五，就有一百五十石，除了十分之一的税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每月每人吃了一石半，五人一年要吃九十石，余下四十五石，共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钱，衣服每人每年用三百钱，五人就用一千五百钱，还要短少四百五十钱，不幸而遭遇疾病而死丧以及君上重重的赋税，便不知从哪里出了。如果能勤奋些，每亩多出产三斗，就可多产出三十石，这样农民的生活就勉强可以过得去，除了日常的开支，还可以为十五石的多余作为其他的开支。如果遇到丰年，农民当可富余些，可是一到丰年，产量一多，谷价不免下降，吃亏的依然是农民，由此李悝想出丰年由政府收买粮食，到荒年把粮食卖出的办法，来平定谷价，这便是后世平粜法的起源了。

春秋战国之间，是中国社会形态转变的一个时期，经过这次大转变以后，中国的农村似乎没有怎样的大进步，如果拿社会史的眼光要把中国历史来分期的话，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应该是一条分期的界线呢！

（原刊上海《东南日报·文史周刊》1946年7月18日第6版，署名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