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征兵制度——战国制度丛考之一

战国时代的征兵制度——战国制度丛考之一

通观我国历史，普遍地实行征兵制度的，怕只有战国时代。当春秋之世，中原各国都用车战，车战是非熟练御射不能上阵的，所以还用贵族作战斗的主力，平民虽然也有服兵役的，所征发的还只是国都附近的人，用来充当步卒追随作战罢了。同时还因为封建制度没有破坏，原有的阶级制度也还仍在，贵族就是武士，对内统治着人民，对外就有抗战的责任，一般平民是没有份儿的。那时既只有贵族来作战斗的主力，所以战争的规模还小，动员的人数不多，少的几千人，多的几万人，胜负往往在一二天就决，不常有超过十天的，围城也没有超过一年的。

在春秋战国之间，战术逐渐改变了，步兵已逐渐代替车卒作为战斗主力。春秋时南方吴越等国本有步兵，中原戎狄也有用步兵作战，郑、晋等国为了抵御戎狄，不得不有步兵，步兵就日渐普遍。这时既用步兵作主力，平民稍经训练，就可临阵作战。同时，阶级制度渐次破坏，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竭力搜罗民间人才，在政治上往往起用平民做官吏，在军事上也就用平民作为战斗主力了。再因为各国相互兼并，领土日大，人口日多，国力也愈强，战争的规模就愈来愈大。更因为铁兵器的应用日益普遍，“白刃”作战，杀害力强大，作战时就不能不动员更多的人来参加，《战国策·赵策二》载：“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种，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用兵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马服曰：‘君非徒不达于兵，又不明其时势。……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者齐、韩相方，而国围攻焉，岂有敢曰：我以三万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也，君将以此何之？’”

马服君把战国时代所以要动员更多人作战的情势，说得很透彻。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怎能不全国征兵呢？

战国初期，车战也还盛行，《墨子·非攻下》说：“今王工大人、天下之诸侯，……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天志下》又说：“是以差论爪牙之士，比例其舟车之卒伍”，《非攻中》又说：“又与矛、戟、戈、剑、乘车，……”所以“万乘之国”“千乘之家”在战国时还用作成语。《吕氏春秋·不广》篇说：“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得车二千，得尸三万”，考廪丘之役时在同魏烈王二十一年，齐车给赵俘得多到二千乘，必定这时齐还用车战。所以战国初期用兵之数也还不多，《吕氏春秋·用兵》篇说：“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墨子·非攻下》也说：“若使中兴师，君子数百，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着数月”。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兵额既众，战争中死伤也多，在策士所造张仪、苏秦等人游说辞里，列举各国兵额，都有几十万到百万，据说，秦昭王十四年到伊阙之役，韩、魏死达二十四万，三十三年华阳之役，魏又死达十五万，四十七年长平之役，赵卒被坑四十五万，虽然这些战报或许出于秦人的夸张，但伤亡数必定是惊人的。所以《古史》引《国策》说：“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当秦昭王五十六年燕攻赵时，起兵六十万，秦灭楚时，王翦也带了六十万人马才得破楚。《吕氏春秋·绝胜》篇说：“善用兵者，诸边之内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可知空国出战，在战国末年已是常事。

战国时代各国都已实行全国征兵制度：

（一）魏　《战国策·魏策二》载：“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魏策三》载须贾说：“魏氏悉起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可见魏国是实行全国征兵制的。

（二）赵　《韩非子·初见秦》篇和《秦策三》都说：赵氏“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可见赵也实行这制度。

（三）秦　《史记·白起列传》说：“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王翦列传》载王翦带六十万人伐楚，说：“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可见秦也行通国征兵之制。

（四）韩　《韩策一》载张仪说韩王：“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皆在其中矣，为除守缴亭鄣塞，见兵卒不过二十万矣”。是韩也有这制度。

（五）齐　《齐策一》载苏秦说齐宣王：“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者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是齐也有这制度。

（六）楚　《楚策二》载：“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是楚也有这制度。

春秋时代各国不守关塞（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到战国时各国不但在关塞设防，还设亭鄣守望（另详拙作《战国时代的战术与防御》），如遇大战，除留下守关塞亭鄣的以外，往往是起倾国之师来参战的。

战国时代虽说各国通行征兵，可是除了大战以外，并非每有战争，就征兵全国的。《燕策一》载苏代的话：“齐……异日也，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弊矣”。可知齐本有分区征兵之制。与敌国作战的时候，往往先征发敌国邻近边地民众来作战，如果边地不靠近作战的敌国的，就不常征发，使他们能休养生息，以备将来抵御邻近国家之用。所以齐宣王伐燕之役，《齐策二》说：“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除了用“五都之兵”以外，只也征发了靠近燕国“北地之众”，并没有通国征发。

不但齐国如此，其他各国也是如此。战国时除齐以外，各国都在边地或新得之地设郡，一方面用来镇压新得到的人民，一方面用来抵御外患的。后来各国在相互交界的地方陆续设郡，也无非用来巩固国防的。事实上，战国时代的郡还不是个地方行政区域，他的性质只可说是个军管理区，平时教练人民，战时就征发人民去作战。一郡的长官叫“守”，战国时都用将军充任，或者竟是将军的兼职（可参看拙作《战国时代的郡制》，刊《益世报·史苑》第十期，又拙作《上郡守疾戈考释》，刊《中央日报文物周刊》第三十三期），《韩非子·亡征》篇说：“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这里把“守”和“将”相提并论，“守”本来是武职，责任在防守边地，所以名为“守”。魏文侯时候吴起因善于用兵而做西河守，西门豹因善于治民而做邺令，韩非子且说他不斗而死人手，也足见战国时郡守是武官，县令才是主持地方行政的文官。《吕氏春秋·执一》篇载：“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所谓“成驯教，变习俗”，也只是指平时的教练人民而已。《礼记·月令》篇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在《孟秋》说：“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于《孟冬》又说：“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战国时郡守既和将帅的官职相类，当然在平时同样有“选士厉兵，简练桀俊”“讲武，习射、御、角力”的责任，军事选练，主要的是纪律，所以“成驯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也是郡守应做的事了。《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载：“李悝为魏王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因为郡守有教练人民的要务，所以又兼有刑赏的大权，《韩非子·内储说上》又载：“董阏于为赵上地守，……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此外又如王稽为秦河东守，因军吏的反叛而坐法被诛，郡守之下有军吏，正如同将军之下有军吏一样，郡守的本为武官，是很明显的。

战国时代的郡既本是军区，所以郡守有征发一郡士卒的权。《楚策二》载楚：“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赵策一》载：“上党守靳，曰：‘……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赵策三》又载：“齐人李伯见孝成王，……以为代郡守。而居无几何，人告之反，……已乃使使者言：‘齐举兵击燕，恐其以击燕为名，而以兵袭赵，故发兵自备。’”可知郡守都有征发郡兵之权。《始皇本纪》载：“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杨）端和将河内，……围邯郸”。上地即是上党，河内即是河间，始皇十一年，王翦拔赵关于撩阳，赵的上党郡便为秦有，同时杨端和攻取赵邺地，邺在河内，河内也为秦有，这时“王翦将上地”，“杨端和将河内”，便是征发上党和河间的士卒作战，或许秦在王翦得上党后便以为上党守，杨端和得河间后便以为河间守。《赵世家》说：“悼襄王五年……庆舍将东洋，河外师守河梁”。赵的东阳，每和河外连言，以地在太行山东得名，所谓“东洋河外师”便是在东阳征发来的士卒。《韩非子·存韩》篇载李斯说：“令蒙武发东郡之卒”，怕蒙武也即是东郡守，秦得东郡，本由蒙骛攻克，颇疑秦都东郡后便任蒙骛为郡守，蒙武是承继父职的。本来秦国往往把攻克之地设郡，就用攻克的将领来任郡守，以酬其战功。《六国表》又说：“始皇十二年，发四郡兵助魏攻楚”，大概秦、楚、赵、魏等国的征兵制度，都是拿郡作单位的。十五岁以上的人民，就有兵役的义务，《白起列传》所谓：“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楚策》所谓“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

《赵策四》载马服君说：“今得强赵之兵以杜燕，将旷日持久，数岁，令士大夫余子之力，尽于沟垒”。从这里，可知战国时士大夫的余子是有服兵役的义务，适长子怕就免役了。《始皇本纪》载：“十一年，……王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考《汉书·百官公卿表》，万民以上为令，减万民为长，尉丞为长吏，以下有斗食佐吏，可知当时用兵紧急的当儿，小吏之中也不免要十抽其二了。《田单列传》说：“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古史》引《国策》又说：“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平原君列传》略同）。从此又可知战国时妇女也或编入行伍，来做补缝等工作。

战国时各国四疆普遍设郡，郡之下有属县，例如魏上郡十五县，赵上党郡二十四县，韩上党郡十七县，赵代郡三十六县，燕上谷郡三十六县，秦太原郡三十七城，东郡二十城。可是郡是军区，县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单位，郡守只是主军政和刑赏，古时兵刑本来不分的。至于各国国都附近原未设郡，征兵时怕是直接向县征发的，所以《魏策三》须贾说：“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

《吕氏春秋·简选》篇说：“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才’，……此不通乎兵者之论”。大概在战国时余战时临时征兵以下，平时都有常备兵的训练，便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厚禄教卒”“精士练才”。《荀子·议兵》篇说：“魏之武卒，以度取之，……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又说：“秦……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便是魏、秦的厚禄教卒。《孟子·公孙丑下》说：“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户？’……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战国时齐并未设郡，别有五都之制，平陆怕即是五都之一，其持戟之士或许即是《齐策二》所谓“五都之兵”，这是齐的厚禄教卒，所以《齐策》记齐宣王伐齐，把“五都之兵”和“北地之众”分开说的。《齐策一》说：“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所谓“五家之兵”也即是“五都之兵”，因为“五都之兵”原由五夫率领，所以又称为“五家之兵”了。《荀子·君道》篇说：“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欲得善驭速连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能致者取之”。吴起在楚做令尹，曾教楚悼王说：“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篇）。商君之法，“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篇）。“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又《定法》篇）。“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荀子·议兵篇》）。所以《荀子》论战国兵制，称之为“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韩非子》也说：“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君上设了爵禄来易民死命，这确是个平民进身之阶，所以《韩非子》又说：“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篇）。

（原刊上海《东南日报·文史周刊》1946年11月12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