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建设初论

中国古史建设初论

历史的记载，只是凭当时或后世的传说，其间辗转传述，又因历史家态度的不客观，往往记载得不能确实，尤其是古史。建设古史的工作，是近代史学界一件大事，这工作不但是史学家一面的工作，还须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共同努力。近来西方学者，努力的结果已很可观；可是我们中国的史学界还没有走上建设的大道，有的只是在歧路上徘徊而已。

十口相传的古史传说，早已不为近代史学家所深信，近代史学家有史学上新的途径，搜集地下的证物，重新估量古书的记载，把整个的古史，系统地建设起来。这百年来，西方学者的对于旧城古墓的发掘，不遗余力，到处找寻古人残留的遗迹遗物，费尽心血去替它考证，像埃及的古史，自从古城古墓发掘以来，经Champollion的认明了象形文字，古埃及的文化，就一一陈列在眼前了。自从Ranlinsen的阐发了楔形文字，巴比仑的文化，也就在活于今世了。自从Cres的发掘，地中海里又添上了一个爱琴文化。西方的学者，把实物传说一件一件的研究明辨，早已走上了科学的途径，探得了古人动态的一部分，将来不难一部一部的继续发现，来建设一个完美的古史。在现在，我们当然不敢再全然相信《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了。

不幸我国的考古学、人类学等，都只是在萌芽的时候，地下的实物，都没有正式大规模的发掘，而做这类发掘工作、考证工作的人还不多，所得的成绩，粗看已洋洋大观，实在对于整个古史的建设，还是粗陋得可怜。虽然近三十年来甲骨出土很不多，研究的人也比较的多，可是对于商代整个社会文化情况，还是模糊不清，其余更不必说。而一部分的人，仍然只是做破坏的工作，一承晚清今文学的积弊，怀疑过了客观的限度，我们固然应该重新估量传说，更应该冲出了传说古书的范围，凭地下的实物，来重新建设我们的古史，不过我们要客观，要审慎，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

建设古史的大道，我们相信不是“信古”，也不是“疑古”，也决不是“释古”，而是“考古”。信古的人们，以古史书所记，皆为实录，这是书呆子。疑古的人们，以古书所记，全是伪造，以为这是谁造，那是谁造，都别有作用，这是“神经过敏”。释古的人们，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解释真误参半的古史传说，以为这是古代制度的史影，那是古人的怎样一回事，这也不是完善的方法。有的传说，不免有误传，假使不管它的是否有误，便武断地解释它、说明它，这是“自作解人”。我们建设古史，当然不做书呆子，去将误就误，当然也要不得“神经过敏”“自作解人”。我们要考证地下的实物，订正自古相传的传说，取它可信的“史实素地”，排弃它不可信的增饰和误传。

崔述《考信录提要》说：“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当然，古书的记载，是不可尽信的。孟子也早已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对于当时的传说也不尽信，因为里面有“好事者为之”，也有“齐东野人之语”。古书的记载，我们不可尽信，也不可尽不信。千古之上，吾固安从而知其可信，吾亦安从而知其必不可尽信？

王国维《古史新证》说：“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又说：“吾辈生于今日，幸得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王氏治史的态度，极为客观，极为审慎。王氏在《殷人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从《山海经》《竹书纪年》里钩引出殷先公王亥，他说：“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我们从这里便可知道古书的记载，不可全部抹杀的。

我们对于古史传说，要考而后信，也要考而后疑，信而去考。疑而去考，多少不免有成见。我们要详搜博讨，去观它的竟究，然后再定取舍。自从孟子以来，一般学者对于古史，很有人把它选择的，可是只是一家的主张，一人的私见。孟子因《武成》有“血流漂杵”的说法，以为“以至仁伐不仁”，决不会有这回事。于是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考《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也描写周克殷的残忍，《四库全书提要》因此说：“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写，似非无见。”

这些话都是戴了儒家眼镜说的，任公先生在《历史研究法》里，便这样加以反驳。

《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尽《书》则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盖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

孟子取舍古史传说的标准，只是拿了儒家一己的主张。他所谓“好事者为之”的，“齐东野人之语”的，其实也不必全是野人的野话，即使是野人的野话，倒反可以看出未经润色的本是面目。近蒙文通氏著《古史甄微》，例证邹鲁、三晋、楚三方传说之各成系统各不相同。他说：“今以《孟子》书证《孟子》书，见儒家言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责者翻若可信。”

他列举十四个例证，第一个例证说：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三使，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所陈与万章所问各异。而《韩非·难言》谓：“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以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则韩非之说，足证万章之作诬。固别一说也。……《孟子》又言“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则非耕于莘野之人也。“治亦进，乱亦进”，“圣人之任者也”。《墨子·尚贤》亦言“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则割烹之说反若可信。以《孟子》证《孟子》，则韩非之说有征，而孟子之说可疑也。

蒙氏此说，很有理由。《墨子·尚贤上》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尚贤中》说：“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尚贤下》又说：“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

据此可见伊尹确是庖，不过是有莘氏女家里的庖人，万章和韩非以为伊尹以割烹要汤，这疑由于传说的误传和推演。墨子的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也等于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孟子也说“百里奚举于市”。这类圣贤起于贫贱的故事，本是古代流行的传说。孟子承认百里奚传说起于商人工人，独对于伊尹不肯承认是庖人，因为给人解释得太卑鄙了。其实孟子说汤三使去聘伊尹，也不是绝无根据的，《墨子·贵义》篇说：“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

从这里又可见汤确曾往聘伊尹而伊尹不是在他家里的。二种的说法，都不是绝无来源的，从此也可见传说的应加适当的比较和整理，不可一概去抹杀它。

前人对于古史传说的取舍，全是凭着儒家的见解，他的怀疑也全是根据儒家的观点，一直到崔述《考信录》，都是如此这般，崔述以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只有经传所记载的是真的，其余都是杨墨的假托，处士说客的横义，钱穆氏《崔东壁遗书序》对于崔述有个很好的批评：

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崔氏因不信文丁杀季历，文王囚羑里，而遂谓周之立国与商无涉。又谓：“今日修贡，明日扰边，弱则受封，强则为寇，曾谓圣人而有是？盖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于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彼不知三代之与汉、唐固不如天壤之悬绝，百家之与经传亦并非即是非之分限。以“曾谓圣人而有是”之见治史，此所以终不免于信之深而疑之勇也。

崔述这类尊经卫道的态度，是时代使然，我们不能十分的责备他，这种有成见的疑和信，我们当然再要不得。

自从晚清今文家的崛起，在古史传说的整理上，渐渐起了一个大的变动，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以为先秦诸子的话，都是托古改制，先秦诸子的谈辨史传说，固然不站在史学上的，他们的引用古史，只是在证明他们的主张。他们的任意取舍而加以修饰和推演，这是不免的，若说全是凭空的虚构，那又未必，《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禹，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这是韩非看清了各家对于古史传说的取舍不同，故而慨乎言之，其实儒、墨□所道的尧舜，相差并不远，决没有像韩非那样的厉害。儒、墨和韩非相差得厉害，只是因为两方传说的本来不同。这类传说决不是两家的凭空杜撰，有意说得不同的。韩非已很明了当时传说的分歧，故作此言，我们决不能拿来作为诸子托古改制的证据，《淮南子·修务》篇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

近人都把这算是托古改制的证据。其实这段话只是说当时学者把自己的学说，“高远其所从来”戴上神农、黄帝的帽子。也等于后世的道家，托始于黄老一样。并不是在伪造古史来证明自己的学说。伪造古史的勾当，或许有，不会很多，传说的演变，我们终以为由于无意的传误多，出于个人的虚构更改的少。

近人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伪书上的事实，也是全伪。其实伪书尽管为伪书，作伪的人，他要取信于人，他对于史实的搜录，不必尽无根据的。自从晚清今文家提出了《左传》的真伪问题，一时聚讼不决，今文家非但说《左传》是伪书，并且以为《左传》所记的古史是伪史，高本汉既明证《左传》和《国语》文法的相近，而二书所记的古史，也最相似。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少昊是刘歆所伪造的，少暤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十九年》《定·四年》，再见《国语·楚语》。康氏既以《左传》的少昊是刘歆所窜入，于是连《楚语》也是刘歆所窜入，《左传·哀元年》有少康中兴的故事，康氏也以为刘歆所窜入，但是《离骚》也有这段故事，于是康氏以为“并《离骚》亦歆所窜入”，这样疑古勇敢的精神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过似乎太审慎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传说：“共工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同。康氏《新学伪经考》说：“歆务翻今文之说……以《列子·汤问》有女娲氏炼石、共工触不周山事，因于《祭法》《国语》《鲁语》缘饰共工为九州之伯。”

其实共工只是鲧的分化，他们传说前后如同一辙，他们都曾湮障洪水，都有平九土的儿子，禹和勾龙之义又同。近顾颉刚、童书业两氏，又以少康为启之分化，那末分化毕竟是分化，这是无意辗转相传而成的，和有意的作伪大殊。一切传说的分化和误传，只是无意的。我们疑古的着眼点应当注意在传说的误传和分化方面。传说的误传和分化愈明晰，在新古史的建设上也有极大的帮助。

我们对于古史只是去怀疑，是不曾有收获的。从前人，把中国古代的文化，□到了三十三天，这当然不合进化的历程。近来许多人，在这疑古的狂潮中，便拼命地把古文化压低，把一切文化移后了几百年，于是中国的文化好像是突然产生的了，这也绝对不合进化历程，甚至有人说殷商还在石器时代，还有亚血族群婚制，其实殷商既有文字，必有较高的文化。

以社会学来解释古史传说，我们认为尚非其时。现在古史传说的演变和分化，尚未明辨，孰为初起，孰为后起润色推演之说，还没有确切的整理研究，当然还谈不到什么定论。在这样神话怪说和许多润色的话错综的古史传说，要用社会学把原始时代的社会来解释它、弥缝它，非但徒劳无功，还妨碍了传说的整理工作。舜娶尧之二女是多妻制呢还是群婚制？尧舜禅让，是选举制还是群酋推长制呢？拿了唯物史观，去一件一件假设它，虽然许多说话，新颖可喜，它的成功不会大，在新古史的建设上，不是十分中用的。

新古史的建设，自然有待于考古学家的努力，金文和甲骨文的考释都未完。成各种系统的发掘，也得按部就班的分头进行，直接的材料能多多出现，研究的人们分工合作向建设的大道上走去，它的成功当然是很快的。我们旧日的金石学，只是靠了偶然的发现和古董商的交易，于是出土的地点，往往模糊，而伪造的东西也层出不穷的出现，这在考古学的研究上，最为致命之伤。我们希望此后再不走金石学的途径而真的走上考古学的途径。治古史传说的，我们希望此后再不走经学家的老路而利用近代神话学者科学的整理方法，我们希望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向建设的路走去，只是怀疑，而且是有成见的怀疑，这非但不能有所收获，而且会障碍建设的人们的进展的。

我们史前文化的真面目，尚未认清，这也是我们应做的工作。我国的地质学家，也努力帮助史前学者的忙吧！建设古史的工作，能由许多学者分头的干，放弃自己的成见，只是跟着真理走。

我们的古史传说，有许多是全部公式似的，许多古圣贤人，都起于贫贱，都有一样美德，许多坏人恶人，都一样的坏。《论语·子张》篇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荀子·非相》篇、《正论》篇又说：“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淮南·缪称》篇又说：“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尧舜桀纣的故事，许多是由后人增饰的，《论衡》也辨证过。增饰本是人类的天性，好的说得特别好，坏的说得特别坏。听的人乃皆大欢喜。古人还有一种比拟的习惯，喜欢把许多古人的事实比拟起来，于是许多古人的传，渐次变成公式化了，尤其是桀和纣，两人的行动，古人把他们比拟得丝毫不爽，天下决没这样的巧事。

这类公式似的古史传说，这是出于古人的有意作伪了。古史传说公式似的很多，其间终不免某部分是增饰的。至于禅让传说，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其行动很划一不二，这类划一的工作，大概都是儒家、墨家所做。

在古史传说里，因为古人文化程度的不一，所以儒家、墨家的古史已很理智化的，而民间的传说，还是大部夹着神话，《山海经》便是这类民间传说的记录。儒家、墨家的古史，其间都不免有把神话润色的部分，这也是有意修饰了。譬如“黄帝四面”的神话，这是说黄帝有四个脸，这话和《山海经》里描写的古人一样。可是儒者以为这不近人情，于是把它修饰了。《吕氏春秋·本味》篇说：“黄帝立四面。”加上一个“立”字，意义绝然两样。《尸子》更费了一套的话，替他解释，《太平御览》七十九引《尸子》说：“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

这把黄帝的神话润色成黄帝很好的政绩了，《管子》里正有黄帝命少昊等四人治四方的传说。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夔是一种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撅以雷兽之鼓，声闻五百里。而《吕氏春秋·察传》篇就有这样的解释：“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舜……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这把夔的神话，又润色成夔的功绩了。这些孔子的话，当然不是真的出于孔子之口，只是借他来解释，比较容易使人取信，也是“高远其所从来”的勾当。

这类于古史传说，有意的增饰，有意的润色，我们当然要探本穷源，不让他骗过，不过这与有意的作伪还是有分别的，他们虽是说诳，但不是评空的说诳。新古史的建设，这些古人主观的解释，有成见的润色，和无疑的误传，都在排斥之列。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9月14日第3版，与郑师许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