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章太炎先生——并评其《左氏春秋读叙录》

悼章太炎先生——并评其《左氏春秋读叙录》

经学向来有今古文的派别和争论，自从清代汉学大盛，而今古文之争，也从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壁垒森严，旗鼓相当。在晚清似乎今文学的气势要盛，因今文家取的是攻势，而古文家取的是守势，取攻击的，当然来得声势浩大，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取守势的，因为这阵线太长，当然不易巩固。今文的大师，如刘逢禄、康有为、崔述，早已死了，古文的大师，章太炎先生，现在也死了，在经学的观点上很大的损失。

章先生于训诂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也不必我们再来赞美和批评，总之，他为学的态度却要比刘、康诸氏刻实和审慎，只是成见太深，和康、崔诸氏患了同样的毛病，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第一册自序里对章先生有这样的一个批评：

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墟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在这许多地方，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

章先生的不重实物，不信龟甲文，这真是他的短处，他固守古文家的阵地，抵抗今文家的攻击，这真是他看重了家派，但是我们决不能说他全部是感情作用全无丝毫求是的心在内。若古而可信，信古便是求是，若古而可疑，疑古便是求是，信古和求是，不截然是两件事。就像今古文的问题，全部信古文，因不是求是，全部疑古文，我们也不能承认是求是，只是看家派过于真理而已。我们拿客观的立场来看刘、康诸氏的张起今文旗子，和太炎先生的张起古文旗子，是半斤八两。章先生深信刘歆说《左氏》是《春秋》的传，刘、康诸氏则深信太常博士，说《左氏》不传《春秋》；太常博士只是说“不传”而已，刘、康诸氏更进一步地说是《国语》的化身。并且经刘歆窜改得很多，他们以为今文全是孔氏真传，古文全是刘歆的赝品，这种偏面固执的信念，和章先生是同样的。顾先生说章先生替站不住的古文弥缝，这是顾先生站在今文家地位说的话，古文全部站不住，今文何尝全部都站得住，尤其是晚清今文家如康、刘诸氏的论证，大部成见太深，“看家派过于真理”，考证无科学的方法，只是主观的臆测罢了。

现在今文家的气势，又似乎在那里生长了，顾颉刚先生以及章先生的弟子钱玄同先生都张起了今文家的旗子，在那里闹，还是同样壁垒森严，比晚清的今文家有增无减，他们虽然自以为是“超今文家”“新今文家”，其实他的内容，比晚清的今文家，并无二样，只是润色不同而已。顾先生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的第二学期讲义自序里，很得意地说：

《新学伪经考》已刻了七次版子，《考信录》也有五种版子，《史记探源》也有两种版子，其铅印的一种已三版：这种书实在是很普及的了；《伪经考》且因焚禁三次之故而使人更注意了。说是他们的学说不足信吧，却也没有人起来作大规模的反攻，除了钱宾四先生新作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外。

顾先生把晚清今文家的书，一一如数家珍，并且很欣然地说没有人起来大规模的反攻，这也难怪的。其实如章先生的《春秋左传读叙录》，不可谓不是一种反攻，但是章先生老了死了！

对于今文家的见解我们不希望再有人站在古文家的阵线来“大规模的反攻”，只希望有人立在历史家的地位来批判。各张其壁垒，互相排击，这争论，恐终无了结的日子。顾先生等等，虽然没有像康、崔诸氏的顽固，以为今文也只是西汉前期的经说，和孔子不见得能发生密切的关系。康、崔诸氏，惟一的手段，是“扬今而抑古”，顾先生等“扬今”的旗子是取消了，但还是在那里作有成见的“抑古”，虽然自以为非门户之见而是真理之争，但是我们用客观来观察，仍然脱不了门户之见，仍然是一贯的不合科学的考证法。康、崔诸氏的考证法，是以今文来比较古文，再以古文来比较今古文，凡古书和古文不合的，算是刘歆作伪的弥缝和证据，凡古书和古文合的，就算是刘歆作伪时的窜改和来源。现在顾先生的论证，只是除去了以今文比较古文一层，用古书来作主观的考证，这一层还丝毫未动。在今日而仍然有着经学的派别，各张其壁垒，实在不是我们所愿见的。古文家黄季刚先生死了，古文家的大师章先生也死了，古文家从此寿终正寝了，现在我们在哀悼之余，也得把他们的见解，来作一客观的批判。我们还得要指出时代的动向，现在经学的老路，万万再不该走上，我们所走的，□得是历史家和考古家的大道！

章先生的古文见解，最显著的，是《左氏春秋读叙录》，这书全部是驳斥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最近张西堂先生著《〈左氏春秋考证〉序》，是替刘氏作一答辨，我们现在先顺着张先生所提出的，加以综合的批判。

第一，《左氏》的名称问题。刘氏以为《左氏》既不传《春秋》，这“春秋左氏传”的名称自然他不信，他便根据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

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

章先生便这样驳他：

《左氏春秋》之名犹《毛诗》《鲁诗》《孟氏易》《龚氏易》《京氏易》《欧阳尚书》《夏侯尚书》《庆氏礼》《戴氏礼》，举经以包传也。以为不传孔书而自作《春秋》，则诸家亦自作《诗》《书》《易》《礼》乎？

这见解是很有相当理由的。张先生替刘氏有这样的一个答辨：

如果左氏真是亲受之夫子，他何须用“左氏”二字来表区别？《左氏春秋》之不同于《左传》，正如《鲁诗》之不同于《鲁故》《鲁说》，《齐诗》之不同于《齐后氏故》……

这个答辨，我们不能认为满意，照张先生的意思，“《左氏春秋》之不同《左传》，正如《鲁诗》之不同《鲁故》《鲁诗》”，那么《左氏春秋》这书，应该只是《春秋》，只是家派不同，文句有异罢了，但现在《左传》的体例，明明是传记，若信全无传记的。如张先生的意思，那末《左氏春秋》万万不是旧名了，《春秋左氏传》恰恰是旧名。至如刘氏说《左氏春秋》犹铎氏、虞氏、吕氏《春秋》，这话更是武断，铎氏、虞氏二书虽不可见，《吕氏春秋》这部书存着，我们拿来比较一比较《左传》，体例相差的远，竟不知几十里也。《吕氏春秋》大部是议论的文章，而《左传》则全部写的是事实，任凭刘歆怎样改，断断不会的。章先生的弟子钱玄同先生，他的不赞成刘说全和师说一样，不过他还从了崔说以为《史记》这段根本就是窜入的。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里面说：

其实《左氏春秋》之名正与《公羊春秋》《鲁诗》《毛诗》是同样的意义，故说《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还是上了刘歆的当。

这话要比刘氏痛快了！不过《史记》这段，是否真正窜入的呢！古人著书，本来是杂抄的，矛盾是难免的，不能因为有矛盾，就算是后人的改窜。不过崔氏的作这说正为了刘说的不可通，或许竟为了章先生驳斥的缘故。学术的发展，靠的是争辨，当然是存学术立场的争辨，不是意气的争辨，在争辨的过程中，正的角色固然有功，反的角色，也是同样有功的。

第二，《左氏》的体例问题。六传的体例，刘氏是这样的见解：

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铎氏、虞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

《左传》的体例，和《吕氏春秋》绝不类，前已说过，就和《晏子春秋》也不同。《左传》说义少而纪事太多，和《公》《穀》大殊，这是最受人怀疑的。章先生的解答是：

伏生作《尚书大传》，则叙事八而说义二，体更殊矣。左氏之为《传》，正与伏生同体。

张先生的驳难是：

“《春秋》言是其微也”，“《春秋》推见至隐”，替它作传的当然不能像《尚书大传》“叙事八而说义二”，将《春秋》中重要的微言大义忽略过去。“书以道事”，故《尚书大传》说义甚少；《左氏传》是不应当如此的。

《春秋》是否孔子作，我们不能立刻确定，《春秋》有所谓微言大义我们也不敢深信，也只是今文家的说法。那末我们于现在《左传》的体例上，似乎还没有十分不可通过的地方。

第三，《左氏》的传授问题。章先生和刘师培用了不少力量来证明《左传》的确有传授，证明张苍、贾谊曾引用《左传》，确都治过《左传》的。这样的论证，的确不可信赖。张先生批评他们：

章氏、刘氏以为在他们书中，有许多与《左氏》相同的话，便认定他们是治过《左氏》的，那我们也可以说：“梅颐之古文《尚书》，其亦三代经传袭用梅氏。”

根据相同的地方，就武断地一定说他是根据《左传》不是根据旁的书，拿来证明他们的家学渊源。这当然不是科学方法的考证。这全是家派的作怪，成见太深的缘故。

章先生所提出前人引用《左传》的证据，比较下列二条，较为可信。《韩非·奸劫弑臣》说：

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

这段事见《左昭元年传》，及《左襄二十五年传》。这明明言“《春秋》记之”，又说“上较于《春秋》”。不知还别有什么《春秋》否？《韩诗外传四》也记这事，说：

孙子谢申君，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围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疾，返问疾，遂以冠缨绞王而杀之，因自立。

这也明言是“《春秋》之志”，颇有根据《左传》的可能。古人引书，体例不甚严格，韩非引《左传》，不称“《左传》”，而称“《春秋》记之”，也□他称引“庄子”而称“宋人之言”，也许今本《韩非》“记之”二字误倒，本作“《春秋》之记”。

章先生还举出今文家也引用《春秋左氏传》，如章先生说：

丹虽大儒，耄荒丧志，据《丹传》，丹上书曰：“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则固引《左氏》语矣。……一议两歧，岂足以定丹之取舍？

最近符宇澂先生作《新学伪经考驳谊》，也有同样说法。

龚胜、师丹，反抗左氏之学最力，胜乞罢，丹大怒，其仇视左氏甚矣。乃丹上书，胜等廷议，均引用《左传》，斑斑可考，始知胜、丹反抗，全然党同妒真，挟恐见破之私意，盖利禄之路然也。其未一语攻歆作伪者，则以《左传》三事本不伪也。不然，岂有不发其覆，而反引用其文哉？

张先生的驳斥是：

师丹即取《左氏》一二语，左氏之不传《春秋》还是无庸置疑。

的确，据胜、丹的引用《左氏》，不能就说左氏确传《春秋》，胜、丹只是说《左氏》不传《春秋》，并没有说是伪书，引用一二语，是无妨的。不过我们确不能全然否认当时的今文家，丝毫没党同妒异的存心在。至少在这时，《左氏》之是否传《春秋》，已不能确定，才会引起争论。《汉书·刘歆传》说：

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刘氏等都拿这点来作刘歆改编的明证，康有为氏也说：

歆思借以立异，校书时发得左氏《国语》，乃引传解经，自为《春秋》之一家。

对于这一点，符先生的《驳谊》是：

刘歆引传解经，盖以左氏传《春秋》，本为解经而作。……夫传本解经，原本待引。唯歆时《春秋古经》十二编，《左氏传》三十卷，经、传单行，不相附丽，故解经须引传耳。

这一点很有相当理由，古时本有经、传分写的例子，就像《墨子》中的经，也是经和说各自为篇，到鲁胜才一度“引说就经”，我们不能说《墨子》中的经说是不解经的，我在《墨经义疏通说》里，曾证明墨子的经、说分写在汉初，或许经、传分写，在汉初是个惯例，也许《左传》真的经、传分写，到刘歆才把它“引传解经”。当时的博士，也真的为了“利禄”和党同妒异的存见，便出来争，说是不传《春秋》。假使真的“不传《春秋》”，那末《左氏》在当时究竟是怎样一种书，如何能够改编到“传《春秋》”？如果要把全书改编增饰，费力既多，伪迹彰彰，而且当时不完全是呆大，这个大骗局就不待到今天，早就破案了。不过刘歆的“引传解经”本，至少和旧本不同一点，古简不免有错脱，在引的时候，免不了有一些增改的，好像现在学者的治《墨经》，他们的“引说就经”本，和旧本也相差得很多。

总之经学上今古文之争，到现在为止，还全然脱不了门户之见，我们于古书，当然应以怀疑的态度去研究，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我们也断不可无理由的一味怀疑亦惟其是而已矣！不然凭臆妄断，只是于学术界捣乱，是有损无益的。《左传》这书，不是向壁虚造的，这可断言。至于其原始，是怎样的书，有疑问当然要讨论。至于它是否《国语》的化身，也有问题。今文家一口咬定《左传》是《国语》分化出来的，究竟如何的分化呢？说是由一书瓜分为二的。康有为氏说：

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多，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

钱玄同先生也说：

《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

不过我们比较《国语》《左传》二书，同记一事而有内容不同的。张西堂先生也举出了《国语》《左传》不同的例子很多，有时间不同的，也有事实不同的，说两书完全出于一手不可能的，说他们各不相干，也不尽然。以为是从《国语》分化后，再加删改的，这也是成问题的。瑞典高本汉先生（Bernhard Karlgren）据文法证明两书的文法组织最相近，但又证明《左传》自有特殊的文法，不是作伪者凭空虚构的。

古文家如章先生以为《左传》确是左丘明所作，而且就《论语》所说“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却是亲炙而有所受的。那么为什么《左传》又和《国语》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左传》经后人改过呢？这我们也不敢深信。我们从此只希望能清除成见，进而能作客观历史的研究，再不必走经学的老路，尤其是晚清经学的老路了！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6月22日第32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