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

一、生平和治学经历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诞生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即甲申二月初一，逝世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享年七十四岁。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而巨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又是刻苦钻研、勤奋著书的一生。在现代我国史学界中，他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史学家。五十年中，他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他多种著作，共约六百万字（不包括尚待整理的稿本），对国内外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他的著作，在国外有多种翻印本广为流传。

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到十二岁随从延聘在家的教师学习，十二岁以后因为家庭经济拮据，由父亲亲自教授，并由母亲和姊姊从旁帮助讲解。练习的写作，则由父亲送请他自己的老师，芜湖中江书院教习薛以庄批改。他在父母亲的指导下，所读的书，先是《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后一部书读得很认真，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集部读了一半。通过这三部书的阅读，熟悉了目录学，初步认识了古代史的大略。接着阅读的是《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癸巳类稿》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而写作札记的方法。十五岁那年（一八九二年）考入阳湖县学，成为名义上的旧式县学生。十六岁以后，就自学正续《资治通鉴》《明纪》以及《文献通考》《三通考辑要》等书，有系统的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典章制度变迁的历史，为此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从二十三岁（一九〇七年）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逐日阅读，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札记。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所作的读史札记，除了对史实作必要的考订以外，十分讲究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着重于探讨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注意摸索重要典章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其变化原因。吕先生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大量有系统、有份量、有见解的著作，不是偶然的，首先得力于他这样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史书和写作札记。

吕先生在穷年累月阅读古文献、埋头写作札记的同时，又爱好广泛阅读新出版的报刊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西方不断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一九二〇年一、二月，《建设杂志》展开中国古代有无井田制的辩论，胡适提出了否定井田制存在的主张。认为这是孟子的“托古改制”，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思想；而胡汉民认为这是土地私有权未发生前的公产制度；廖仲恺则以为这是土地由公有转变为私有之后的一种残余形态，相当于欧洲中古时期封建主的领地内实行均田受地的方法。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次采用新观点、新方法对古代史展开的辩论。吕先生为了支持廖仲恺的意见，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反驳胡适的主张，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给廖仲恺、朱执信的公开信（写于这年五月二十七日），长达七千多字，成为他第一次发表的学术论文。

这时，正当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展，推翻旧经学和旧史学的斗争刚开始，否定井田制存在的主张也才提出。吕先生在参与这场辩论中，十分讲究研究方法。他反对全盘怀疑古代历史记载，反对完全否定井田制的存在，认为只需要在考核史料的基础上，依照“社会历史变迁进化”观点作出合理的新解释，就符合历史的真实。一九二〇年底，他在其第一部历史著作《白话本国史》的《序例》中，首先强调的是“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绪论》开头讲的就是社会历史变迁进化观点，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变迁有着因果关系；作为历史的“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同时《序例》还说：“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可知当时作者对采用这种新方法是十分自信的。

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先在苏州的东吴大学教授历史和国文，因为这是个教会学校，气味不相投，教了一年便辞去了。接着回到常州，担任常州府中学堂的教习，教了历史和地理课程二年。一九一〇年由于历史家屠寄（字敬山）的邀请，到南通国文专修科执教一年半。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学习新文化，来到上海，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执教，参考新出版的日文著作，教授商业经济和商业地理两年。虽然因此增长了不少新智识，毕竟和自己的志愿不合。一九一四年暑假就进中华书局担任编辑，从事编审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等工作，一九一九年又转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在担任编辑工作的五年里，和学者们接触较多，认识到编写通史一类教材的重要性。后来感到编辑工作比较杂乱乏味，不能和自己专心研究的志愿相配合，又重新回到教学工作岗位。一九一九年暑假，由于吴研因的介绍，到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执教。次年，因为沈阳高等师范一再邀请，就到那里担任教授。《白话本国史》一书，就是在历年讲稿的基础上，在这年年底定稿的。在那里共执教三年，到一九二三年张作霖派人接管该校，改为东北大学，教职员中有不少人视为“不顺”而离开，他也辞职南归，回到苏州的省立第一师范，在新设的培养高等师资的专修科任教，前后有两年半的时间。

一九二五年暑假又来到上海，从此就长期在上海工作。先在沪江大学担任历史教授一年，教授中国哲学史等课，《理学纲要》一书就在这年写成初稿。次年暑假，由于光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转到光华大学。那时光华没有历史系，就在国文系担任历史教学；不久历史系成立，就被聘为历史系主任，从此就长期在光华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尽管光华是个私立大学，待遇较差，有时不免欠薪，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以后，欠薪很多，吕先生还是继续在那里任教，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上海租界，才放弃工作。一九四二年八月回到常州旧居，在附近游击区湖塘桥的青云中学、坂上的辅华中学担任教学。因为乡间既不便居住，往来于城乡之间又很不方便，一年后辞去教职，就隐居在常州，继续从事断代史的写作，靠开明书店预支的稿费勉强维持生活。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光华大学复校，就回到光华继续担任历史系主任。直到上海解放，仍在光华继续任教。后来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就在该校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除了担任教学工作之外，吕先生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他不欢喜交际，曾经说：“予生平不喜访问知名之士，人颇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问学修养也。”他是为了按期完成研究写作计划而“自甘孤寂”，然而，他并没有脱离学术界而孤独地从事研究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很是注意学术上的交流的。在光华任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逢星期日上午，总是约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们，聚集到一个冷僻地方的茶室里，随便谈论学问，直到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从没有间断。这是他推进学术研究和诱掖后进的一个主要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可以放声高论，畅所欲言，或者探讨某个问题的研究方法和门径；或者追溯一条史料的来源及其价值；或者交流自己研究中的某些心得；或者评论某些著作的缺点错误；或者探讨一些有争论和疑难的问题。吕先生总是侃侃而谈，循循善诱，不少后辈常常从这里得到许多切实的教益。

吕先生又不追求名利地位，他在光华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光华待遇不高，常常欠薪，当时他在学术界声望已很大，先后有不少大学以优越条件来延聘，他都辞谢了。他说是懒于改变环境，实际上是怕改变环境之后，影响原定研究计划的完成。他也不随便写应酬的著作或文章。解放以前上海大大小小的书店不少，前前后后出版的刊物也多，知名之士往往成为拉稿的对象。吕先生不是有求必应的，答应写稿是有选择的，力求符合自己的研究志趣和预定计划，因此他在一般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很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数是读史札记，或者是从读史札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文章。他还常常教导有志研究的学生们，不要稍有名望，就放弃自己长期的研究计划，随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写文章或著作，否则就不免误入歧途，结果文章发表不少，名誉也不小，学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

尽管吕先生长期勤奋地按照预定计划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并没有置身于学术界之外，如果遇到讨论重要学术问题自己有不同意见时，就毅然决然出来写文章参加讨论。一九二〇年井田制有无的讨论，他就是第一个以史学家的立场参与的，反驳了胡适否定井田制存在的说法。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东方杂志》二十卷十号），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吕先生认为“此篇颇伤武断”，又是第一个出来写文章反驳，写成《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发表（《东方杂志》二十卷二十号）。同时，他对于有意义的集体学术工作，也是积极参与的。例如一九四〇年《古史辨》第七册在上海编辑，准备出版，他除了把全部讨论古史传说的论文、札记送登这册《古史辨》以外，还同意作为本册的领衔的编著者，其中三分之一的校样是他一个人独立校阅的，三分之二的校样也是他参与校阅的，因而保证了这册分量很大（八十万字）的书能够迅速出版。这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刊物《齐鲁学报》也在上海编辑出版，他受顾颉刚先生的委托而负责主编，成为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唯一有质量的文史研究刊物，先后出了两期，后来因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而停刊。

由于吕先生抱着献身于祖国学术事业的精神，有着刻苦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艰难，排除种种干扰，坚持按照长期研究计划而循序推进，终于写成了大量历史著作，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方面的遗产。

吕先生除了早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以外，大量的著作都是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写成的，由于他的博学而勤奋，写成的历史著作是多方面的；同时由于他的治学深入而谨严，所有的著作又是很踏实而有见解的。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曾先后写成指导青年学习的中国通史两部，便是《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版）和《吕著中国通史》（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开明书店版）；又有内容扎实、份量很大的四部断代史：《先秦史》（一九四一年开明版）、《秦汉史》（一九四七年开明版）、《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开明版）、《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七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在探讨史学方法方面，既有阐明历史研究方法的专著，如《历史研究法》（一九四五年永祥印书馆版）；又有通过评论前人史学理论著作来说明史学方法的，如《史通评》（商务版）和《文史通义评》；更有指导初学者阅读史籍方法的，如《中国史籍读法》。以上四书，合称《史学四种》，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专史方面，有专门探索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著作《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世界书局版）；有论述先秦学术思想的《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年世界版）；有阐明宋明理学思想的《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年商务版）；又有专门论述宋代各种文学体裁的《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年商务版）；更有分类叙述典章制度变迁历史的读物五种：《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一九二九年中山书局版）等。吕先生还把文字学作为研究古代史的必要工具，先后著有文字学著作四种，便是《中国文字变迁考》（一九二六年商务版）、《字例略说》（一九二七年商务版）、《章句论》（一九二六年商务版）、《说文解字文考》（未刊）。因为先秦的史料比较特殊，为了指导青年学习先秦的史料，还写有《经子解题》（一九二六年商务版）。他的读史札记，除了在报刊发表的以外，先后出版过《燕石札记》（一九三七年商务版）和《燕石续札》（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两种，现在已把他的已刊和大量未刊的札记，总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一书，正在印刷中。

二、通史的著作

吕先生第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写成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商务出版，共四册，这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以来被用作大学的教本，并作为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对当时史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部书之所以会成为普及的历史读物，因为它的内容、体例和写法，正为适应当时如饥似渴的青年学生精神食粮的需要。作者在《序例》中说明编著这部书的目的，是用来做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部书有着和以前出版的同类书不同的四个特点：

（一）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这在前面已经提到。

（二）着重开示研究历史的门径和提供必要的历史常识，还提示前人重要的研究成就。讲究实事求是，认为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第九页）。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作者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也还引用前人的考据和议论，并介绍阅读当时有益的著作。

（三）切实指示进一步学习阅读历史书的门径。引据的书和举出的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次。全书用语体文写成，但遇到（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3）考据必须照录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原文处，仍用文言。

（四）着重讲究条理系统，注意社会历史变迁进化方面的论述。

作者之所以要标明上述四个特点，是针对当时同类书所存在的缺点的。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料汗牛充栋，如果没有丰富的史识，不作系统的钻研，就不可能抓住紧要的历史事实，写成有条理的著作，作为青年学习入门之书。由于作者十多年的勤劳，所写成的《白话本国史》确实具备了上述四个特点，因而这书出版以后，成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的通史。正如顾颉刚先生对这部书所作的评论：“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当代中国史学》第八五页）。

的确，《白话本国史》为通史的写作开创了新纪元。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要做到“真有研究”，颇不容易，很容易产生两种偏向：一种列举的史实并不是有关紧要的，不能组成条理系统，缺乏见解；另一种很多主观的想像，表现得很有见解，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当时最差的通史著作，这两种偏向同时存在，既“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又“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因此吕先生在这部书中，力求做到叙事正确而议论符合于史实，具有条理系统。

《白话本国史》中采用新方法、新观点的部分，确实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主要在于上古史。这是由于时代所限，因为当时刚开始运用新方法、新观点来探讨历史，曾经展开讨论的只有上古史部分。书中“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一节，就是采用了新观点来解释的。认为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实行群婚制，因而“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还没有财产“所有权”，因而“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牺氏进入游牧时代，神农氏进入农耕时代（第二四页）。书中还有“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和“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等节，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的变迁，首先由于贵族的侵占自私，破坏了井田制，占有了名山大泽。再由于商业的发达，社会上加剧了贫富的分化，于是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是“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大界限”（第一七六页）。在今天看来，这样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看作是从贵贱对立的阶级变为贫富对立的阶级，并不恰当，但是在六十年前，能够看到春秋战国之际是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大变迁”时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变革的“一大界限”，不能不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抓住关键的创新见解。

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当时吕先生的观察是十分敏锐的，既看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迁”，同时又看到了秦汉以后长期没有根本变化。他指出“从秦汉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根本变化”（第四〇七页）。秦汉以后社会经济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不能前进，是和政治上多次出现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的反复有关，而政治上之所以会不断出现治乱兴衰的反复，又和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有关。他又指出：“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个公例，承平数十百年之后，……就要酿成大乱为止，大乱过去，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又是如此了，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第七四三页）。这个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吕先生在六十年前已经明白提出了。所说“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就是指封建制生产关系由低级逐步向高级发展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秦汉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社会经济还是逐步有发展的，农民所受到剥削的方式是不断有变化的。吕先生认为当时田赋制度的变迁，“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第四〇七页）。从晋到唐代中期的田赋制度，如晋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调制，属于同一趋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是个变迁。唐代中期以后不但社会经济发生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大变，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中央集权的王朝实力衰落，北方后进部族就进一步侵扰。《白话本国史》因此以唐代后期作为“中古”和“近古”两个时期的界限。

《白话本国史》根据上面所述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进化的理解，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把秦以前称为“上古”，从秦汉到唐朝全盛时期称为“中古”，从唐代安史之乱到南宋称为“近古”，从元明到清代中期称为“近世”，从“西方东渐”到清朝灭亡称为“最近世”，辛亥革命以后称为“现代”。这样把中国历史分为六期，虽然大体上还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但是比当时同类著作已有很大进步。这样把唐代全盛时期以前作为“中古”，把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把清代中期以前称为“近世”，把“西力东渐”也就是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称为“最近世”，显然是作者由于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此后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还值得称许的是，这部书强调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上古史中设有专章讲“汉族以外的诸族”，此后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它有“中国古代的疆域”一章，就包括周围所有少数民族在内，把古书上所谓“五服”“九州”以及“疆域的四至”作为疆域。他认为后世住在边疆地区的若干少数民族，有不少原来就是从中原地区远迁的。匈奴古称獯粥、猃狁，原在今河北、山西的北半省和陕西省。乌桓、鲜卑古称东胡，也即山戎，原居今河北、辽宁之间。铁勒古称丁令，又称狄历，也即古代所谓北狄的狄。书中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同样称之为“朝”，不但把北朝看作和南朝是对等的，而且也把辽朝、金朝看作是和宋朝对等的，有一定的章节叙述辽朝、金朝的兴亡，并把“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列为一章，一起叙述。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

吕先生的另一部中国通史——《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一九四〇年由开明出版，下册拖延到一九四四年才由开明出版。这书针对当时上海已出版的若干中国通史的缺点和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成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的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在中学学习历史的基础上，正需要各方面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适应进一步钻研的需要。因此就有必要采用这样特殊的体例来编写此书。

作者编写此书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第七页）。

作者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是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主张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而进行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第九六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富贫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第一〇一页）。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么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应该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推行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第二〇三页）。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这部书的“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礼》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上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并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能不从”（第五一至五二页）。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透彻。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必将待时势的来到而见之于行动。

这书上册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分成十八个题目，这和过去记载典章经制的史书的分类根本不同，例如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等，都是过去史书上缺乏系统记载的。作者能够作出概括而系统的论述，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结果，而且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例如“衣食”一章，讲到“食”的起源，作者认为可分三种：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狩猎，以食鸟兽之肉为主；在炎热或植物茂盛的地方，以食草木之实为主；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因此在远古的中国以植物为主要食品。《墨子·辞过篇》说：“古之民，素食而分处”。“素食”便是“蔬食”。《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管子·七臣七主篇》说：“果蓏素食当十石”。说明“蔬食”到春秋战国时代还很重要。作者还指出古人“蔬食”为后人造下了很大福利，从中发明了种植，并由此发明用草药治疗。又如“货币”一章，他认为前人所说由于佛事销耗以致黄金由多变少，并不确实。汉代黄金赏赐数量很大，是因为黄金集中在官府，后来不见这种情况，是因为分散在民间。王莽时金价五倍于银，到明代洪武初年依然是这个比价，足见并非黄金真少，只是散而见其少。

吕先生适应时代需要，先后著作的两部中国通史，不仅对于当时历史教学、帮助青年自学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对于古代史的研究，历史读物的写作都有深远影响。

三、断代史的研究

吕先生晚年为了总结平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成果，决然以个人的精力，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先后写成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断代史。写作期间，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是，由于他坚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终于陆续完成，先后出版（《隋唐五代史》是解放后才出版的）。《先秦史》有四十万字；《秦汉史》有六十万字；《两晋南北朝史》多到一百十万字；《隋唐五代史》也在一百万字以上，总共有三百多万字。

当时流行的通史或断代史不外乎两种体例：一种是采用一般通史体例，把各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贯通起来加以论述，偏重于史论。另一种则采用分类辑录的方式，把作者认为重要的史料或有关评论，分类排比钞录，加上标题或案语，属于史钞性质。吕先生认为这两种体例都存在严重缺点，都不便于研究者和学习者作进一步的探索，都不能有助于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进步。史钞式的著作，但凭主观随意摘钞，不能真正做到提纲挈领，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真相，不能提供有系统的丰富的历史知识，缺乏贯串全部历史的条理。至于偏重史论的著作，因为作者未能占有详确的史料，不可能对各方面历史情况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因而所作贯通的议论，不容易做到真正的贯通，或者不免以想像代替历史，或者竟是空中楼阁。

吕先生一向认为通史体例远比旧式的史钞体例为优。他早在二十年代初叶就采用通史体例写了《白话本国史》。为什么吕先生到晚年著作这四部巨大的断代史的时候，反而不采用通史体例呢？因为他感到当时运用这种通史体例写作大部头断代史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还需要作一番努力才有可能用这种体例写出令人满意的大部头著作。他在教导后辈的时候讲过：必须拥有详确的史料，对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才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真正贯通起来。由于前人对各个时期各方面的史料没有作过细密的整理和考核，我们今天要在短时期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是困难的，要加以融会贯通就更难办到。过去出版的一些通史或断代史所以学术价值不高，不免有以主观臆断代替历史事实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吕先生为了实事求是，著作这四部断代史采用了特殊的体例。每部史都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的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期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等等，采用的是一种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列章节，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

这四部断代史的取材，主要是依据所谓正史的。原来正史都是纪传体，着重于叙述帝王将相的事迹，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歌功颂德的，今天要用来叙述适合今天我们需要的政治历史，当然需要经过整理，重新加以综合和分析。至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方面，有些正史上固然有“志”一类的篇章加以记载，但是残缺不全，还不够我们今天的需要。至于那些专门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如《三通》之类，史料固然相当丰富，但多偏重于封建统治者的政绩，和今天我们需要叙述的，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今天要作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各方面正确的概括和分析，还必须从正史的本纪、列传以及其他典籍中钩稽出来。尽管吕先生先后读过二十四史三遍，对此中史料十分熟悉，五十年来不断作有许多读史札记，但是要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披沙拣金地摘录出来，还是化了极其艰巨的劳动的。这四部断代史的每章每节，可以说，都凝聚着吕先生穷年累月的劳动的结晶。

先秦史由于史料的复杂而特殊，要以个人之力写出有系统、有见解的著作，是比较困难的。不可否认，吕先生这部《先秦史》在运用史料上是存在缺点的，例如殷周部分没有能够依据甲骨文、金文以补文献之不足。春秋部分又未能充分利用《左传》《国语》等史料（当是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战国部分又未采用《古本竹书纪年》。这部书以《史记》为主要依据，用先秦典籍作补充，而未能充分应用近年来考古的成绩，不免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是，由于作者具有敏锐的综合和解剖的能力，在选择重点和分析问题上，都有其慧眼卓识，在同类著作中，还是很有特色的。在政治史方面，着重抓住各个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作为纲领，例如“五帝事迹”，着重于炎帝与黄帝之争；黄帝之族与共工之争；尧舜禹与三苗之争。“夏后氏事迹”着重于夏后与后羿之争。殷周历史又着重于殷周兴亡。春秋历史则重视大国争霸。战国历史则突出秦、齐两大国之间合纵、连横的斗争。这样一部先秦政治史，就用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斗争贯串了起来。

至于先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注意于分析各种具体制度发展变化的关键问题。例如“昏（婚）制”一节，对原始社会由“辈行婚”（群婚）转变为“对偶婚”以及先秦婚姻制度，都有所分析。“族制”一节，对原始社会由女系氏族转变为男系氏族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制度，都有所阐释。“等级”（阶级、阶层）一节，对国人、野人、百姓、人、民、奴婢之类阶级、阶层的称谓，都有所分辨，并追溯其起源。关于农、工、商业的起源和发展，衣、食、住、行的源流和变化，也都有系统的概述。在追溯政治制度的起源方面更有不少精辟的看法。例如讲到贵族内部的选举，“其初盖专取勇力之士”，“观乡大夫既献贤能之书，复退而行乡射之礼，可见古者专以射选士”；“古之选举，其初盖专于乡，以其为战士所治之区也”。这些论断，指出了先秦贵族原来尚武的特点，其所谓“贤”原先是指勇力。再如说：“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古以兵刑为一”，古代掌刑之官称“士”或“士师”，“士者战士，士师者士之长，其初皆为军官”。“髡即越族之断发，黥即文身”，“其初盖俘异族以为奴婢，后则以本族之犯罪者，亦以奴婢而侪诸异族，因以异族之所为饰者施之”。这里追溯刑法之起源，既有论据，又合情理，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追溯各种制度起源和流变的见解，都是吕先生的读史心得，在这部书中到处可见。

《秦汉史》是与《先秦史》互相衔接而又独立成书的。由于作者对《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所下的功夫很深，对于这个时期历史发展情况的叙述，十分扎实而有条理。近人对于秦汉政治史的研究很是不够，西汉时期往往偏重讲究前期的休养生息和武帝的文治武功。东汉时期只注意到外戚、宦官及党锢之祸，缺乏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作有系统的探索。此书极力纠正这种偏向，把两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既作了全面的有系统的叙述，又能抓住重点作比较详尽的阐释。例如汉中叶事迹一章，叙述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历史就多到十六节；又如后汉乱亡一节，叙述军阀混战的局势就多到十二节。

吕先生认为就当时社会组织来说，新莽和东汉之间是一大界线。这是观察十分透彻的见解。当时土地越来越集中，小农破产沦落为奴婢的越来越多，豪强大族的势力正不断成长，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等到王莽的社会改革失败，引起了赤眉绿林大起义，接着重建的东汉王朝还是以豪强大族作为它的基础。随着豪强大族势力进一步成长，封建依附关系就进一步加强，终于导致出现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扩展成两晋南北朝那样的政治形势。

秦汉的社会经济部分，由于作者从正史的本纪、列传中钩稽出大量的史料，各方面的叙述显得丰富多采。在社会组织方面，注意到了户口的增减和人民的流动迁移。在社会等级（阶级、阶层）方面，根据当时社会特点，把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作重点的探讨。作者还重视由于社会组织变化而产生的社会特殊风气，对于“秦汉时君臣之义”、“士大夫风气变迁”，都列有专节说明。关于当时各阶层资产的估计、豪富的生活、土地集中的情形、农工商业的发展情况、衣食住行以及埋葬的风俗等等，都是作者十分用力的地方。例如“农业一节”，不仅述及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屯田制，还兼及渔猎、畜牧、种树之利。又如“宫室”一节，不但讲到宫殿、高楼、苑囿的建筑，还说到大宅第有客堂、两箱（厢）、轩或庑（堂下周室）、塾（在闾的两侧）的结构，又兼及民间的白屋（白茅覆屋）、茅舍、草庐和板屋，更连带述及墙、虎落（竹篱）的建筑方法等等，叙述得既全面又细致。如果没有很深的研究功夫是很难办到的。

吕先生这部书的优点是全面、细致而分析深入。近人对于秦汉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是有认识的，但注意的只是官制和赋税方面。此书“政治制度”一章分政体、封建（分封制）、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七节加以充分说明。“学术”一章，又分成文字、学校、儒家之学、百家之学、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图书）八节分别论述。而且作者依据当时文化发展特点，特别列出“宗教”一章，分为祠祭之礼、诸家方术、五德终始之说、图谶、神仙家、道教之源、佛教东来七节，有所探索，其中不乏卓越的创见。作者认为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尽虚幻，其中不少部分与医学关系极密，诸如服饵之法，导引之术，五禽之戏，都是能够帮助健康而延年益寿的。至于道教的起源，作者的见解就十分精辟，认为道教起于附会黄老的神仙家和巫术家，当时分成两派流传，一派与士大夫结交，如于吉之流；一派流传于民间，如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两派的宗旨不同，但是信奉之神没有差别，道教正是由这两派交错发展而形成。这就是细致深入分析的结果。

《两晋南北朝史》又是与《秦汉史》衔接而又独立成书的。就吕先生这部书的整个内容来看，对史学界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整理编写成了脉络分明、条理连贯的史学巨著；二是把当时社会历史曲折前进的过程，从各方面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分析。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上最错综复杂的一个阶段。这时政治上长期分裂（只有西晋三十多年的统一），许多民族纷纷大迁移，先后出现了许多割据的政权。政权的变动又十分频繁，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错复杂，战争与内乱又不断发生。在二十四史中，记载这段历史的有十部之多，再加上《华阳国志》《建康实录》《十六国春秋》等书的记载，史料极其分散而繁复。吕先生费去了很多的精力，把这个阶段的政治历史作了细密的、系统的整理和考核，使得历史发展的线索井井有条，成为他所著四部断代史中份量最巨大的一部。

过去有不少人把两晋南北朝时期看作中国史上黑暗的阶段，认为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事实上，社会经济虽然在动乱中不断遭到破坏，但还是曲折地得到发展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逐渐取得了进展，许多民族也因此逐步融合；江南则由于北方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推动了开发。这为以后唐宋时期经济的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关于这方面，吕先生是特别注意的。“农业”一节，指出“东渡以后，荆扬二州，农业大盛”，“农业之最盛者，实今两湖间沼泽之区，及江浙间太湖流域也”。“工业”一节，讲到了叱干阿利造的百刚（钢）刀，綦母怀文造的宿铁刀（采用灌钢冶炼法制成），祖冲之造的指南车、千里船以及水碓磨等等，说明手工业生产技术有长足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方式也有很大改进。“饮食”一节，说明当时南方多食稻米，而“北人食麦，率多以之作饼”，“常食以盐菜为主”，“肉食者北方多有牛羊，南方颇饶鹅鸭，而鸡彘及鱼，仍为常食”。烹饪之法日渐讲求，开始成为技艺，晋代何曾著有《食疏》，北魏崔浩著有《食经》九篇。“衣服”一节，指出这时服装有大变化，古人以上“衣”下“裳”作为礼服，把连接“衣”“裳”的“深衣”作为便服，“袍”“衫”就是从“深衣”变化而来。到这时，开始以“袍”“衫”作为礼服，反而把上“襦”下“裙”作为便服了。这种吃和穿的生活方式的进步，对此后有着深远的影响。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思想和玄学思想垄断了精神世界，文化学术趋向衰落。事实上，这时文化学术虽然受到宗教和玄学的影响，还是有着重大发展和成就的。吕先生在“学术”一章中，分为学术、文字、儒玄诸子之学、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等节，用大量篇幅作了充分的论述。“学校”一节，指出虽是丧乱之世，官学还是不断兴起，私家受业也相沿不辍。“文字”一节，指出这时开始重视音读而讲究四声。对于“儒玄诸子之学”，指出玄学虽然盛极一时，儒家的经学仍继续有发展，只是儒家有兼通道、释之学者。“史学”一节，指出当时私家修史的风气很盛，每一断代史作者多家，只是后来通行的不过一种。此外，还有梁武帝的贯通各代的通史、地方史如《华阳国志》、各种传记等等。“文学美术”一节，指出这时文章有“文”“笔”之分，“文贵华艳，笔则仍颇质实”；书法艺术开始为世所重，名人笔迹亦因之见宝。图画仍以人物画为主，而山水画亦起于此时，佛画、佛像亦随佛教而俱兴。音乐由于国内各族之间交流和国外的传入，有了新的发展。自然科学则天文、历法、地理、地图、医学都有重大成就。所有这些，都为此后唐宋时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史》是吕先生最后完成的一部巨著，先后曾用力十年之久。体例和前三部断代史一致，相互连贯。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经济上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文化上出现了光辉灿烂的景象。一时人才辈出，涌现出了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此书前半部政治史，叙述了短促的隋代的兴亡，又分析了初唐盛世的因果，也说明了安史之乱以后衰世的变化，更注意到了君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若干君主都作了评价，掌握有一定的分寸。作者认为所有历史上作为统治者的君王，即便是有为之君也有其两面性，其优劣只能从比较中看出。此书推重隋文帝，认为是个“贤主”，他的坏的一面是用刑严酷；好的一面是勤政而有俭德，能够“宽恤民力”。对边地用兵也“志在攘斥之以安民”，“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贻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因而短期内户籍上的户口增涨了一倍，府库很有积贮。此书评论唐太宗，也认为有两面性：好的一面是“勤于听政，容受直言”，“渴于求贤，破格任用”；坏的一面是有“骄暴之习”和“侈靡之心”，“好大喜功”。因此“贞观之治”是有成绩的，但是史书所描写的“太平”景象不免是夸辞。至于武则天，作者认为是个“暴君”，杀人众多，“不免滥及平民”，不仅纵侈，又多嬖幸，而且否定了史书上有关她能用人之说，认为她所用的是昧死要利、谀媚容悦之徒。至于她“擢授之滥”、“进退之速”，“适见其赏罚之无章”，并不能说明她能用人。陆贽在唐德宗面前称许武则天“当世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这是出于当时政治上需要而激励德宗的话。

为了阐明盛唐之世经济繁荣景象，作者搜辑大量史料综合叙述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例如“农业”一节，一开头就点明荆扬二州农业生产顺着东晋以后发展的趋势有加无已，使得“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还指出当时农业的兴盛主要由于水利的兴修，因为农田的命脉系于水利，水利的命脉又系于地方官的尽心。同时指明了屯田对发展农业的作用，称许张全义在洛阳屯田“为治之妙”；也还说明了推行科学技术的作用，特别赞扬开元年间宰相姚崇推行消灭蝗虫的埋瘗之法。

为了阐明唐代政治制度方面的成就，作者又用大量篇幅对政体、封建（分封制）、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作了细密的分析。例如“选举”分成上下两节，上节讲科举之制，下节讲举官之制。因为唐代对科举出身的人，还必须经过吏部选拔才可授予官职。关于科举之制，不仅分科作了叙述，还对考试的方法、科举的得失、流弊以及当时防弊之法，都分别作了探讨。对于当时俗儒为投考进士科编辑的《兔园册》《文场秀句》之类，也作了评论。

吕先生在这部断代史中，对于当代学者的某些看法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风俗”一节，认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略稿》所说“唐中叶以后河北实为异族所荐居，三镇之不复，非徒政理军事之失”，并不恰当。陈氏所引证据都不确切，只是所居汉人习兵尚武，风俗有剧变。又认为陈氏所说山东尚经学、守礼法的旧族和新兴崇尚文辞之士有矛盾，其后衍为中叶以后朋党之局的说法，“实未免求之深而反失之也”。作者认为“尚经学、守礼法”是山东的旧风，“爱文辞，流浮薄”是江东的新俗，隋唐统一以后以新俗代旧风是大势所趋。

现在我们重读这四部断代史巨著，不能不肃然起敬。这是吕先生三十年勤奋努力的结晶。其读书之多，用功之勤，综合和分析能力之强，写作成书之速，都是同一辈的学者莫敢望其项背的。尽管这些书中不免留有传统的旧观点，但是从总体来看，无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继往开来之作，它对于先秦到隋唐五代这段历史的研究具有疏导开拓之功，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目前这四部巨著在海外已有多种翻印本，其中以香港太平书局翻印本（一九六四年版）流传较广。

四、专史的探索

吕先生在写作两部通史和四部断代史的同时，还著有五部专史，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学史和制度史等方面。

民族史方面，著有《中国民族史》一书，也是吕先生十分用力之作。此书分章叙述了中国境内十二个民族的源流，正如陈协恭先生所指出的：既能“贯串全史，观其会通”，又能“比合史事，发见前人所未知之事实”。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民族可以分为三派，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是北派；羌、藏、苗、越、濮是南派，而汉族居其中，正不断与南北两派逐渐交流和融合。南派民族和汉族的矛盾较缓和，而融合也较缓慢；北派民族和汉族矛盾尖锐激烈，而融合也较迅速，先是匈奴，继而鲜卑（指鲜卑、乌桓、奚、契丹）和丁令（指突厥、回纥），最后是肃慎（指金和清）。作者在这里发表了不少创见，例如认为貉和肃慎原来同样居于燕国以北，夫余即是貉的后裔，挹娄、靺鞨即是肃慎的后裔。藏族起源于哒，原在于阗。彝族起源于濮，又作僰。

思想史方面，吕先生先后著有《先秦学术概论》和《理学纲要》两书。《先秦学术概论》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著作，有它的三个特点：第一，全面分析先秦学派的源流，除道、儒、法、名、墨、阴阳等六家以外，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数术、方技、小说家、杂家。第二，着重分析各派源流和相互关系，对于学术思想只说明其要点。第三，分析各学派重要著作内容，并论及其真伪。吕先生反对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认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不能全盘否定。由于“社会组织既变”，春秋以前的“在官之学”，一变而为“私家之学”，这是“世运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能逆”。他认为，道家之学确实出于史官，老子即是史官出身。正因为总结了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理”，才会提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术”。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总结了前一阶段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成败的经验，才会提出这样讲究立足于“清虚”“卑弱”的斗争策略。这是很有见地的。作者在评论各个学派的著作中，颇有真知灼见。例如论到杨朱，认为杨朱之学出于道家养生之论，《庄子》的《缮性》《让王》；《吕氏春秋》的《贵生》《不二》；《淮南子》的《精神》《道应》《诠言》，“发挥此义最为透彻”。又如论到孟子，认为“孟子之功，在明民贵君轻之义，此实孔门《书》说”。《孟子·万章上篇》记载孟子与万章问答，谈及尧舜禅让，引用《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言加以阐释，就是采用了孔门对《尚书》的解说。这一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近人都认为现存的《尉缭子》和《六韬》为伪书，不敢引用。吕先生却认为两书“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现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书的残简，足证吕先生论断的准确。还有道家的《鹖冠子》，近人也都认为是伪书，没有一本思想史引用过，吕先生却认为“此书义精文古，决非后世所能伪为”。吕先生在《经子解题》中还指出《鹖冠子》“所言多明堂阴阳之遗，儒道名法之书皆资参证，实为子部瑰宝”。看来也该以吕先生之说为是。近代学者对于古书的辨伪工作，固然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利于历史研究的开展，但也有不少怀疑过头之处，把真书判定为伪，这就不免造成不良影响。吕先生对于这点是极其认真重视的。

《理学纲要》的写作，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宋明理学的大概。因为理学家数量众多，学案的内容繁重，学习者不容易了解它的大要。这书除了开头三篇说明理学源流以外，重点在于分析十多个理学大家的哲理，有着提纲挈领的优点。

文学史方面，吕先生有《宋代文学》之作，分古文、骈文、诗、词曲、小说五个方面论述。除了说明源流以外，对每个名作家都介绍生平，并附有一二篇名作，略作评论。全书篇幅不多，文笔简练，却对一代文学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吕先生还有制度史五种，对于国体、政体、阶级、宗族、婚姻五种制度作了通贯古今的论述。国体制度史着重说明了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变迁。政体制度史除了说明君主专制的源流以外，着重探讨了古代贵族政权内部存在的民主之制，并追溯到民主思想的根源。阶级制度史着重说明对立的阶级如何产生及其演变。宗族制度史则追溯家族制度的根源而详其变迁，并对于宗族、姓氏、谱牒的源流，继嗣之法，财产之制，妇女的地位，都有所阐明。婚姻制度史除了叙述其起源流变以外，并对于同姓不婚之制，婚年迟早的变迁，蓄妾的起源，嫡庶之分等等，都分别作了分析。这五种制度史的内容，基本上是和《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的有关章节一致的，但是有较详的考订和论述，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经子解题》是吕先生早年指导青年阅读先秦史料的著作，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全书分“经”“子”两部，先总论读经或读子之法，然后分列各书，除了总论每部书的大概以外，更分列每篇的大要，并介绍应读的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注释以及阅读的先后次序，还谈到某些书的真伪问题。其中不乏作者的心得，例如认为《逸周书》应入子部兵家，所述史迹多为他书所不见，实为先秦旧籍中之瑰宝；《管子》“盖齐地学者之言，后人汇辑成书者耳”，其中以道家、法家言最多，亦有兵家、纵横家、儒家、阴阳家、农家之言，并断定其中论轻重诸篇为战国时物。

吕先生不但努力从事于通史、断代史、专史的著作，还十分讲究史学方法的探讨，著有《历史研究法》《史通评》和《文史通义评》三书。吕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观点表示了赞赏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它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第六七页）。这种观点，吕先生在早年就很坚持，并应用于他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上，讲到“社会上的形形式式，一切缔结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的时候，就指出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七六页）；在讲到“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的时候，又指出“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第一三八页）。正因为这样，吕先生在所有著作中，不论是通史、断代史、专史，都曾把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作为基础来加以论述，特别是四部断代史，搜集了大量史料，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阐释。

吕思勉先生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份量、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在研究工作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吕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毕生所写的读史札记已整理完成，约八十万字，正在排印之中。他的已发表和未发表论文，将汇编成《吕思勉论学集》一书出版。他的全部史学著作，包括各种断代史、通史、专史等，正汇编成一总集，定名为《吕思勉史学论著》，将从今年起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原刊《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