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往还（3通）

杨宽、上海图书馆往还（3通）

（1991年4月4日）

上海图书馆负责同志：

本人在上海寓所（雁荡路18号47室）所存图书，原为本人研究所用，原拟待晚年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后，全部捐献给公共图书馆，以供众览。最近因有关方面限期返回寓所，本人因故暂时尚不能返回，决定将所有图书提早捐献，以便将寓所归还房管所。为此特请陈泮深同志代为办理捐赠手续。

捐献办法拟分两步：

（一）先请贵馆派员约期到雁荡路寓所，由陈泮深同志陪同下，清点全部图书，编造捐赠图书清册，每本书上盖上“杨宽捐赠”四字图章。

（二）因为这批图书中有许多木刻本，所编造的捐赠图书清册必须详记版本。待清册初稿编成后，请先复印一份，交由陈泮深同志寄到我处，经我认为确当，回信给陈同志以后，再由贵馆派员按清册点收运走，并盖上公章作为正式收到凭证，交付陈同志。

兹请陈泮深同志亲自前来洽商捐献手续，敬请接待。此致

敬礼

杨宽

1991.4.4

（1992年2月29日）

上海图书馆朱庆祚馆长同志：

去年四五月间，我请陈泮深同志代为办理本人在上海雁荡路寓所（18号47室）所存图书全部捐出，捐献手续分为两步。承蒙派出小组，认真清点，编造清册，详确注明版本册数，妥善办理。并蒙来信道谢，甚为满意。当时因雁荡路寓所无人看管，其中部分重要图书，为了防止遗失，曾移存别处。现在继续请陈泮深同志代为办理捐献手续，全部捐献完毕，捐献手续仍如前次一样，分为两步。

（一）先请贵馆派出小组到陈泮深同志寓所，在陈同志陪同下，清点全部图书，编造清册，每一本书上盖上“杨宽捐赠”图章，此事必须认真做到。上次亦曾有此要求，请核查。

（二）这批图书数量较上次为少，但很重要，所编造捐献清册必须详记版本册数，请先复印一份，交由陈同志寄到我处，经我认为正确无误，完整无缺，回信给陈同志以后，再由馆方派员清点运走，并盖上公章，作为正式收到凭证，交付陈同志。

兹请陈泮深同志亲自前来洽商捐赠手续，敬请接待。此致

敬礼

杨宽

1992.2.29

（2003年2月12日）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馆长：

承蒙选取我留在上海旧居的一些手稿。我五十年代以来所写全部著作共十二种，现在寄上十种，因为此中一种《中国上古史导论》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手边没有保存，另一种《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即将出版。

（1）《墨经哲学》

此书1942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由四川重庆正中书局出版，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封面和版权页上作者都误作“杨霓”。蒋维乔序文称“青浦杨宽”，不误。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所引亦误。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所引不误。近年南京大学杨俊光《墨经研究的一个卓越成果》一文（《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对此有好评。现在提供的就是此书复印本。《墨经》确是墨家有系统的哲学经典著作。近年有人断章取义，用现代科学加以解释，我认为出于误会与附会。

（2）《战国史》与《战国史》增订本

《战国史》1955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80页。同时香港就出现三种盗版，现在提供的一种，就是自称“香港文昌书局百灵图书公司”出版的盗版。

198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战国史》增订本，605页，同时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繁体增订本，740页，2001年11月第七次印刷。

（3）《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作为战国主要史料的《战国策》，原是战国时代纵横家书，所记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纵横家在七国之间游说，讲究计谋策略和权变的历史故事，以供纵横家后学的学习。此中有著名纵横家真实的作品，亦有夸大其辞，随意附会，甚至假托虚构的，抑有记载有出入，传闻异词。例如著名纵横家张仪、苏秦向七国君主游说的长篇大论，此中就有真伪之别。司马迁早已有见及此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此者皆附之苏秦”（《苏秦列传》末段）。但《史记》仍不免以真为伪，以致真伪颠倒，因此战国史料必须编年排比，细加考订。此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11月编排为简体字本，共119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在2002年2月编排为繁体字本，共1182页。

（4）《秦始皇》

我认为秦始皇帝（或简称为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创建统一的中国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关系重大，从此中央集权的统一体制成为常规。因而写成这本小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24页，1959年5月第八次印刷，印数是73001—82550。我曾重加修订，修订稿共128页，但未付印。我现在提供的就是这部未出版的修订稿。

（5）《古史新探》

此书1965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共370页。此书重点在于探讨西周、春秋时代的生产、社会结构、贵族组织以及多种礼制。这是我早年研究西周、春秋时代历史的成果。同年香港就发现一种盗版，自称“嵩华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现在我提供的就是1965年中华书局所出原版以及香港的一种盗版。

（6）《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

关于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不仅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部门，而且是中国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产工具的改进，而且关系到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

中国古代文明，所以能够很早的高度发展，是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生产技术的高度发展，尤其是生铁冶炼技术的高度发展，中国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三本这方面的专门论著，1956年10月发表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13页），1960年又发表了《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32页），1982年10月更发表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306页）。这部冶铁史的著作，很为科学技术的专家所赞许。198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科学技术史优秀图书评选委员会”上，得到了荣誉奖状。

（7）《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这是考古方面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1976年12月，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西嶋定生首次来到上海访问，承蒙他邀请我前往日本访问和讲学。他希望我到日本发表关于坟丘墓如何发生与发展变化的看法。我于1981年2月12日应邀前往日本访问，邀17日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学术演讲，讲题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承蒙西嶋教授约定，待我回国把讲稿整理补充后，即寄来日本，准备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经协商，书名《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化》，日本学者们认为，以未刊讲稿先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这是中日文化学术交流中的创举。接着参与翻译的女学生太田侑子和原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学生高木智见在我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考古调查。后来我又写成多篇论文，汇编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第三十一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决定在1983年8、9月间在日本东京召开，其中第一部会讨论各国都城的历史。我在年初接到邀请的请帖，我认为在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对祖国都城历史的研究心得，应该认真对待的。在4、5月间我乘带领研究生进行教学实习的方便，考察了历代重要都城的遗址，承蒙各地考古单位和文物保管单位热忱招待，并引导到现场作具体说说。经过有系统的考察，使得我们对文献和考古资料进一步的结合起来。从整个都城发展历史来看，前后有两个阶段，从先秦到唐代的“封闭式”转变为宋元以后的“开放式”，这是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宋元以后的都城基址至今还在延续使用，今天的城市建设往往就压在宋元明的基址之上，如何适当地保留，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9）中国历代度量衡的变化表

1935年上海市政府在江湾地区创设新的市中心区，并且在那里创设“上海市博物馆”和“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的馆舍1936年4月落成，1937年元旦博物馆开幕，我被聘为艺术部研究干事主持艺术部研究工作。我写成了《中国历代尺度考》一书，由博物馆领导干部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121页。195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增订本，重新排印，共107页。这是第一部考证中国历代尺度变迁的著作。但是这本书现在已无用，因为历年来出土古尺不少，需要重新加以测定。同时我们认为，不仅尺度要讲究从新测定，对历代的度量衡都需要测定，因此我们重新编定中国历代度量衡变化表。

（10）钻研西周史料和著作《西周史》

西周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光辉灿烂的发展，孔子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但是要踏实钻研西周史料，很是个难题，现存的西周主要史料《诗》《书》《礼》《乐》，都已经过儒家重新编选和修订，有其儒家的局限性。现存西周史料，既有儒家的局限性，而且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资料，因此现存的五百篇以上的西周金文（铜器铭文），尽管长的铭文不多，大多是小篇，还是十分重要。

儒家所传西周“经典”性质的礼书如《周礼》（或称《周官》），实际上并非西周的典章制度。我们依据大量西周金文所载“册命礼”中“右”者官职及其所属受命者的官职关系，从而考定当时朝廷执行大臣的组织体系，执政大臣有公、卿两级，早期公一级有太保、太师和太史，卿一级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这与《周礼》根本不同。

我们研究西周史，很有必要以西周可靠文献结合西周金文加以考订，参考儒家所传礼书作综合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西周王朝有“司土”（司徒）的官职，主管藉田。《簋》载：“王曰令女（汝）作司土，官司藉田。”《令鼎》载：“王大藉农于淇田。”西周贵族歌颂“大田”上集体生产的诗篇不少，可知当时实行着“井田制”的生产方式，确实存在“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集体耕耘的大场面。

杨宽敬上

时年九十

二〇〇三年正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