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汉初施政的主导思想是黄老学说，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其实在汉定鼎之初，已经有一批学者在努力为儒学争取地位了。第一个提出文化重建的陆贾，向高祖称说的正是儒家经典《诗》和《尚书》。他在《新语·道基》中说：

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

将儒家的五经、“六艺”看作“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的典籍，并且赋予“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意义。这就是说，天道、人事等一切真理，全部被圣人纳诸五经之中，实际蕴含的意思就是要把儒家经典当作国家重建的指导思想。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陆贾的设想没能实现。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汉高祖为首的汉初统治集团轻视儒生的思想，为儒生进入统治集团去打开了门路。叔孙通及其弟子共定朝仪之后，弟子百余人悉以为郎，儒生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统治阶层。

文帝虽然“本好刑名之言”，但对于儒生也“颇登用”，对于儒学的兴起也有推动作用。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2页。文帝不仅把韩婴等一批儒生用为博士，还“求能治《尚书》者”，派晁错专门去济南向伏生学习。为文帝所看重的贾谊，虽然“颇通诸家之书”，但在他的学术中儒学占有很大的比重，《新书》中不仅援易立论，还时时征引《诗》《书》。贾谊认为，“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然而人虽有六行却难以自识，必须通过对《诗》《书》《易》《春秋》《礼》《乐》等“六艺”的学习才能得六行。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八《六术》，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316页。把儒家六经作为人必须学习的教材。依然把儒家经典当作自己文化建设和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故儒学自秦焚书以来，在文帝时获得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并逐步渗入到统治阶层。景帝时期，汉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窦太后喜好黄老之术，于是黄老之学大兴，在政治上也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景帝本人虽不任儒，但也并不排斥儒生。这一时期，更多的儒生被纳入统治阶层，广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治《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胡毋生，治《齐诗》的辕固生等正是在景帝朝被任命为博士，治易学的丁宽为梁孝王将，扩大了儒生在政治中的影响。尤其是景帝以治《鲁诗》的王臧为太子太傅，对武帝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后来“独尊儒术”做了铺垫。在景帝时期，《春秋》与《诗》都立有博士，这也为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打下基础。

在诸侯国，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21页。浮丘伯是荀卿弟子，刘交本身就是汉初非常重要的一位儒学传人。被立为楚王后，“元王敬礼申公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23页。河间王刘德也是汉代学术复兴的一位重要人物，《汉书·景十三王传》载：

（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刘德的所作所为无疑对推动儒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许多古文经书正是从刘德那里流传开来。地方诸侯的推动也为儒学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培养了社会基础。

武帝继位后，于建元元年十月，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56页。汉初流行的学说，除了文帝、景帝、窦太后等上层人物所欣赏的黄老学说外，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都是当时的显学，这次卫绾的奏议被武帝采纳，显然是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一方面对法家学派是个不小的打压，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当政者欲统一思想的意思。卫绾曾为河间王太傅、中尉，他本身是“戏车士”出身，“醇谨无它”，班固：《汉书》卷四十六《卫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200页。史籍并没有记载他的思想属于哪个学派。从他小心翼翼的处世方式来看，近于黄老，但他在大力弘扬儒学的河间王刘德那里为官多年，不可能不受儒学的影响。卫绾不久即罢相，理由是不称职。考虑到此时朝廷大政仍然掌握在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中，未必不是因为卫绾奏罢贤良方正之举惹怒了她而遭到清算。但卫绾的背后肯定有推动者，年方十六岁的汉武帝此时不太可能对国政有很成熟的想法，窦婴和新贵田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79页。，这帮喜好儒学的集团很可能就是卫绾背后的推动力量。尤其是新贵田蚡，正欲以帝舅的身份掌控政局，“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诸将相。上所填抚，多蚡宾客计策。”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78页。既然他好儒术，所进名士也肯定是以儒生为主。这样，在窦婴、田蚡身边就聚集了一帮儒生，并开始尝试掌控整个政局。很快，窦婴、田蚡、赵绾等人就和窦太后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79页。在罢免“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方正之后，再“贬道家言”，向黄老之术开刀，这就接近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了。但他们的行动遭到窦太后强有力的反击。建元二年，赵绾奏请以后不再向窦太后奏事，欲将窦太后排斥出政局。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79页。“独尊儒术”的行动遭遇挫折。

窦婴、田蚡罢相以及赵绾、王臧下狱死，并没有全面阻止儒学兴起的总趋势。一方面“务隆推儒术”的田蚡以为武帝母亲王太后弟故，仍然对朝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大批儒生通过招贤良文学又进入到统治阶层，其中董仲舒在对武帝诏问时就明确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523页。的主张，并且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建议国家设立教育机构，并通过教育机构将儒学推广到全国。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503页。另一位备受武帝赏识的儒生公孙弘则奏请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4页。建元五年，武帝接受公孙弘建议，置五经博士。这样，博士官由顾问官转变为教育官，五经也成为官方教材，而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博士弟子则成为后备文官。建元六年，喜好黄老之术、痛诋儒学为“司空城旦书”的窦太后去世，儒学复兴的最后一道障碍消除。“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118页。，自此，儒学基本奠定独尊的局面，由民间学说转变为官学，并处于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