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谷永与政治斗争

刘向、谷永与政治斗争

汉代学者对象数易学的传承、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应用于政治，“以神道设教”，通过代圣人立言、阐释“天意”，或者规范君主行为，匡正时弊，或者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刘向、谷永即是其典型代表。唐代李淳风在言及此事时说，“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力辅谏”、“意在救君，照灼图谋，余芳不朽”《乙巳占序》，转引自郭彧《京氏易传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第7页。，是对他们学术和学术目的的较准确评价。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易经》“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条下评价这一易学流派时也说：“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考察刘向、谷永运用象数易学理论匡正时弊的行为，对了解象数易学对政治的影响，意义重大。

早在元帝时期，刘向在政治上即崭露头角，成为萧望之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一员。他们不忿中书宦官弘恭、石显与外戚许氏、史氏勾结弄权，与这个宦官、外戚相勾结的政治集团做了坚决的斗争。在与石显集团的斗争中，象数易学即是刘向所依仗的重要武器。先是，萧望之、刘向等准备将弘恭、石显与外戚许氏、史氏全部罢斥，结果反为弘恭、石显等诬以“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的罪名，全部被免官。不久以后，元帝又重新起用萧望之、刘向、周堪等人。刘向即利用这年出现的春、冬两次地震和夏天客星见昴、卷舌间的天文异象，向石显集团发动反攻。他唆使外亲上书，将灾异的出现归结于弘恭、石显的弄权：“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并建议元帝“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391～1392页。但刘向这次显然没有说服元帝，石显等发动反击，很快查明他为上书者的幕后主使，遂将其免为庶人。接着，萧望之也在与石显集团的斗争中被逼自杀。不过元帝很快悔悟，“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32页。

刘向看到周堪、张猛两位政治盟友又重新获得元帝的信任，自己也希望能够重受重用。为了稳固周堪、张猛的政治地位，刘向再次利用灾异现象上书元帝，向石显集团发起攻击。他先是援引《春秋》所载灾异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祸乱，佐证自己“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观点，以坚定元帝的信念；再将初元六年以来的“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等种种灾异现象与《春秋》所记灾异做了比较，得出“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的结论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1～1942页。，以引起元帝的恐惧；然后将灾异频仍归结到元帝崇信石显一党而不能坚定地重用周堪、张猛等上面，“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最后劝元帝亲贤人、远小人，“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6页。这篇奏折有两个目的，一是坚定元帝对周堪、张猛的信任，一是借助灾异，运用其擅长的象数易学理论力劝元帝屏退石显一党。值得注意的是，刘向立论的基本依据虽然是象数易学的灾异说，但他在阐释自己的观点时却遍征《诗》《书》及义理易学。他为了劝元帝坚定信任周堪、张猛，引《易》“否”“泰”两卦卦意，“义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3页。说明用邪的危害性和用贤的重要性。又借阐释《易》“涣汗其大号”，规劝元帝慎勿“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3～1944页。还引《易》“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和“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说明“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为自己重新被引荐做了铺垫。

但刘向这封言辞恳切、理义周密的奏疏并没有打动元帝，反而使得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更加激化，“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7页。石显等人反戈一击，同样用灾异来打击刘向的政治盟友周堪、张猛。再加上投机小人杨兴、诸葛丰等人助纣为虐，周堪、张猛很快被排挤出朝廷。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7页。

周堪、张猛被排挤出朝廷三年之后，又出现宣帝庙火灾和日食现象。元帝这时又认定之前异象的出现与周堪、张猛并无干系，于是重新召回了二人。但周堪、张猛集团的势力已经元气大伤，整个政局都在石显的控制之下。“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8页。不久，周堪病死，张猛被石显诬谮，自杀。刘向本人则被废十多年，终元帝朝未再被起用。

成帝即位后，石显倒台，刘向才重新被起用，“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9页。但此时政权落入成帝外家王氏手中，“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9～1950页。这种情况引起刘向的担忧，恰好成帝即位后也灾异连连，他故伎重施，以灾异为辞，企图说服成帝罢黜王氏，然而未能成功。此后刘向又进行数次努力，援引“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为证，以“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为辞，以为征兆之显，过于宣帝起于民间之“立石起柳”，规劝成帝“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6页。最终都未被成帝采纳。他本人也受到王氏的排挤，终生不得志。可以说，刘向以象数易学为理论武器所进行的政治斗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他借此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没有达到。

谷永的遭际，与刘向大同小异。相同者乃是他们都把与灾异说结合的象数易学作为争取皇帝和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结果同归于失败。不同的是，谷永见外戚王氏树大根深，难以动摇，遂专攻势力相对轻微的后宫。因此，谷永以象数易学干政，本身就带有政治投机的色彩。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出现日食现象，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借此机会对皇后、贵妃大加攻击：“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萧墙之内，咎在贵妾。二者俱发，明同事异人，共掩制阳，将害继嗣也。亶日食，则妾不见；亶地震，则后不见。异日而发，则似殊事；亡故动变，则恐不知。是月，后妾当有失节之邮，故天因此两见其变。若曰，违失妇道，隔远众妾，妨绝继嗣者，此二人也。”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第七下之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504页。此时许皇后家已经衰落，与王氏争权中处于下风。刘向在这件事上也归咎于许后，但原因与谷永不同。许后家在元帝朝与石显结党，为刘向之政敌，刘向此举有报复之意。谷永所以归咎于许后的原因，乃是为了替以王凤为首的王氏家族开脱。《汉书·谷永传》云：“是时，上初即位，谦让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议者多归咎焉。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为了讨好王凤，谷永在回答成帝咨询时公开为王凤说话：

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熏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不可归咎诸舅。及欲以政事过差丞相父子、中尚书宦官，槛塞大异，皆瞽说欺天者也。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51页。

为了进一步迎合王太后、王凤等人，他还劝成帝“致惧天地之异，长思宗庙之计，改往反过，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犹尚未足也，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吏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53页。谷永以成帝无子嗣为辞，劝成帝不要专宠许皇后，宜广泛临幸后宫姬妾，以便早得子嗣。

谷永的投机行为自然会引起成帝的警觉。在议者多将灾异归咎于王氏专权的情况下，谷永仍然一味坚持为王氏开脱，“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73页。所以谷永虽有王氏为之推毂，也很难获得成帝的信任。《汉书·谷永传》谓其“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永始二年，黑龙现东莱，成帝使人问谷永，谷永上了长长的疏奏，再次对成帝及其所宠爱的赵飞燕进行攻击：

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于前，不惧于后患，直言之路开，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辐凑陈忠，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

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龙，同姓之象也。龙阳德，由小之大，故为王者瑞应。未知同姓有见本朝无继嗣之庆，多危殆之隙，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邪？将动心冀为后者，残贼不仁，若广陵、昌邑之类？臣愚不能处也。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沈湎于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诗》云：“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

《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言妇人不得与事也。《诗》曰：“懿厥悊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箠于炮格，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面媟嫚，混淆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下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繇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溪，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盱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诛。

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在于陛下，陛下诚肯发明圣之德，昭然远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惧危亡之征兆，荡涤邪辟之恶志，厉精致政，专心反道，绝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诏除，悉罢北宫私奴车马媠出之具，克己复礼，毋二微行出饮之过，以防迫切之祸，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毋听后宫之请谒，除掖庭之乱狱，出炮格之陷阱，诛戮邪佞之臣及左右执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寝初陵之作，止诸缮治宫室，阙更减赋，尽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远方，厉崇忠直，放退残贼，无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贯行，固执无违，夙夜孳孳，屡省无怠，旧愆毕改，新德既章，纤介之邪不复载心，则赫赫大异庶几可销，天命去就庶几可复，社稷宗庙庶几可保。唯陛下留神反复，熟省臣言。臣幸得备边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触忌讳，罪当万死。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58～3464页。

在这篇长长的谏章中，谷永援引易理，指出成帝因专宠皇后而乏嗣，引起同姓觊觎皇位，将作乱，故天降此异象以示警诫。他又将永始元年以来的四次异象联系起来，痛责成帝沉湎酒色，穷奢极欲，追逐声色犬马，混迹于下层宵小，所作所为越礼非法；又大兴土木，营建昌陵，重征厚敛，民不堪命；纵容赵后胡作非为、干乱朝纲，竟比之于周幽王宠幸褒姒。

谷永上此疏奏的背景是，“帝性宽而好文辞，又久无继嗣，数为微行，多近幸小臣，赵、李从微贱专宠，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65页。成帝宠幸赵飞燕姊妹，后宫有产子者，为讨赵飞燕姊妹欢心，成帝均杀死，以故未有子嗣。时有童谣悲其事：“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999页。张公子即成帝，成帝每次外出冶游，都和富平侯张放一起，对外自称为富平侯家里人。成帝的母亲王太后与当政的王氏家族对这一现象非常担忧，因为确保成帝有子嗣将来继承皇位，是确保王氏家族继续富贵的前提。一旦成帝无子，皇位落于别的宗室手中，新皇帝必然重用自家的外戚，王氏也必然富贵不保。历史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元帝庶孙哀帝在成帝皇后赵飞燕姊妹的帮助下，被成帝立为皇太子，即位后，尊其祖母傅后为帝太太后，其母丁氏为帝太后。傅太后娘家“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丁姬为帝太后，两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阳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满为平周侯。太后叔父宪、望，望为左将军，宪为太仆。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辅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4002页。与傅氏、郑氏、丁氏的崛起相比，王太后与王氏家族的权势则全面衰落，“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4002页。所以谷永上此疏谏诤成帝，实则是承成帝母王太后及成帝诸舅之旨，并非出于忠心。他敢于如此，也是自恃有王氏为内应。

成帝览疏大怒，命御史逮捕谷永下狱，只是在卫将军王商的庇护下谷永才逃过一劫。但谷永不为成帝信任则是显然的，长期远离朝廷，尽管“所居任职”，晚年才在王根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大司农，进入中枢。“岁余，永病，三月，有司奏请免。故事，公卿病，辄赐告，至永独即时免。数月，卒于家。”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73页。礼遇之薄，破了西汉成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