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对汉代的影响

西汉自宣帝以后，政治日非，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鲍宣曾总结元、成、哀三朝以来的形势说：“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班固：《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088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借助灾异批评时政的士大夫，如鲍宣、刘辅、翼奉、刘寻、杜邺等人，其中京房、刘向、谷永是其代表，反映了与灾异说融合在一起的象数易学对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他们“神道设教”，借助“天意”立说，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促进了汉帝国君臣对政治的反思，对当时的政治也有所触动。但从总体上讲，影响则不大，尤其对于解决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贡献甚微。就京房、刘向、谷永等个人以象数易学理论来干政的遭际来看，他们的理论说辞及所提出的修正政治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皇帝，却很难为皇帝所全盘接受，对政局也未产生根本性影响，其匡救时弊的愿望也往往落空。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从根本上来说，象数易学整个理论体系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从象数易学的理论体系来看，主体内容的着眼点都在皇帝及其身边大臣行为之差错、德行之亏私，这些差错固然与国计民生有关系，但关系也不大。如谷永所攻击的许皇后、赵飞燕姊妹，她们纵使专宠骄纵，所影响的只能是皇帝周边的小集团，不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因素。对于鲍宣所总结的种种社会危机，缺乏足够的关注，对产生危机的社会根源也缺乏深度的分析，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方案。他们从“天人之际”推导出的那些措施，多针对一人一事，纠缠于个人恩怨和细枝末节，从象数易学难以引申出救世良方，虽怀忠义之心，实乏救世之术。对于宣帝后汉朝走向衰落的趋势，难以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从深层次的原因看，这与儒家学说的理论缺陷有关。象数易学利用易学理论解释灾异现象与人事之间的联系，实质是打着“天意”的幌子贯彻儒家政治理念。而儒家的政治理论注重德治，强调统治者个人品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儒者所提倡的德治、仁政，往往多是些带有大的方向性理念，缺乏系统、细致、充实、具体的措施，尤其短于应对社会危机。他们利用象数易学理论，打着“天意”的幌子，对皇帝进行规劝，匡正时君过失，仅局限于小修小补，无关乎国家社会宏旨。即使其主张全盘为时君采纳，也不会对社会政治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借助灾异干政的动机复杂，往往和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的主张能否被采纳，实际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刘向、京房所依附的萧望之、周堪集团，在和元帝亲任的石显集团斗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引起成帝的警觉，不受信任，也导致他们的主张难以被君主接受，失去了实践的机会。

二是从本质上来说，“天人之际”本无联系，以象数易学为基础所建立的那套灾异说是荒谬的，难以避免露出马脚。如石显勾结外戚许氏、史氏，借灾异为辞，将政敌周堪、张猛排挤出京。三年后，又现日食，元帝即“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948页。刘向、谷永将成帝初灾异归咎于后宫，也遭到许皇后的反驳，以为自己“入椒房以来，遗赐外家未尝逾故事，每辄决上，可复问也。今诚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班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975页。在解释灾异时，他们所持理论并不完全一致，相互之间颇有差池，无形中也使他们的说辞可信度大打折扣。如《汉书·五行传》所载：“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房以为己知时，恐当之。刘向以为房失鸡占。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京房、刘向对于鸡生角的解释迥乎不同，二者不能全合乎“天意”。再如，成帝即位以来灾异频现，大臣多归咎于王凤等人专权，而谷永为了讨好王凤，故意为王凤开脱，引向后宫。如此等等，都让人有不知所从之感。因此，应用于政治，总是捉襟见肘，顾前难顾后，最终失去公信力。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对他们做了如是评价：“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既指出了他们学术的缺陷，又暗含他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但这并不能否认象数易学对政治所起到的积极因素。一方面如前面所提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君臣对政治做出反省，及时纠正一些施政的错误，让利于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危机。赵翼曾指出“汉诏多惧词”，汉代君主“有庸主而无暴君”，“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谨慎畏惧及来自于对天意的敬畏，其所以如此，象数易学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在“政统”之外树立起“天意”和“道统”作为判断政治是非得失的标准，士大夫可以借助“天意”、“道统”更广泛地参与到政治中来，到了东汉，甚至连襄楷这样的民间学者也可以借“天意”伏阙上疏，参与政治。这样就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秦代“君师合一”体制下那种政治全部掌控在皇帝一人及其周围极少数宠臣手中的政治运作模式，从而更有效地规避“政失”。虽然不能改变集权政治的根本弊端，但统治基础的扩大、政治参与范围扩大到一个阶层，总比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要安全得多。

象数易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义理易学的衰落，相反，作为经学的正统，义理易学与其他经学一起，成为西汉后期施政的最高理论依据，在政治中同样发挥着重大作用。前已言之，刘向、谷永均是既擅长义理之学，又擅长象数之学。在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中，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交相为用。在其他政治活动中，援引《易》以立说者也比比皆是。元延四年，时为定陶王的哀帝入朝，成帝因乏子嗣，欲将哀帝常留身边，以备非常。大将军王凤生怕哀帝会威胁到王氏家族权势，心中不悦。恰好这年有日食，便以此为由，向成帝提出“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班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4019页。成帝不得已为加元服而遣之。京兆尹王章对专擅权势的王凤此举非常不满，上疏成帝，弹劾王凤，以为日蚀之异象，源于王凤专权，并建议以冯野王取代王凤辅政。成帝非常赞同王章的意见，准备罢免王凤，起用冯野王。王凤探知后，以退为进，上疏乞休：

臣材驽愚戆，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

王凤所援引立论的理论，即是五经传记，《易》之“折其右肱”即是其因日蚀乞休的直接理论。虽然王凤乞休是假，最后也未被罢免，但可以看出义理之学在政治活动中仍是权威理论。以经义断事，成为西汉后期政治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