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易学发展概况

汉初易学发展概况

关于汉初的易学，前人已经做过许多研究工作，尤其是易学之传授，更为学界所关注。其中孙筱所作《易经传承表》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07～208页。，直观而详尽地列出了易学在两汉流传中的师承关系，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易学的渊源。但实际上汉初易学的发展、流传是很复杂的，不是一个表就能完全反映出来的。此表与其他研究汉代易学传授的学者一样，立论主要依靠《史记》之《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和《汉书》之《艺文志》《儒林传》以及《后汉书》之《儒林传》，其内容主要是专门治易学者的师承关系，即作为经学的易学之流传，对于兼治易学的学者如韩婴、董仲舒则未予包括。对非专门治易学者的易学比较重视的是张涛。他在《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从百家治易的大视野，对陆贾、贾谊、韩婴等人的易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侧重点在于研究易学对这些学者思想的影响。本专题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初易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的梳理、概括。

（一）《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解读和汉初易学流传概况

关于易学与孔子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易学传自孔子；一种则认为易学和孔子没有关系。传统观点认为，易学传自孔子，《周易》的“十翼”为孔子所作。对这一看法宋代欧阳修等人即开始怀疑，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开否认“十翼”为孔子所作之先河。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后，不少学者对传统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认定“十翼”非孔子所作，易学与孔子没有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颇多，本书不拟一一列举，其中冯友兰、钱穆和“古史辨派”的顾颉刚、李镜池可谓此派观点的代表，而又以李镜池的论述最为详尽。本来关于孔子是否研究过《易》的问题，《论语》中有明确的记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李氏引《经典释文》关于这句的注释有“读读易为亦”，认为《鲁论》这句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并以此来否定今本及古本《论语》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记载，进而否定孔子研究过易学。李氏还将孔子所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当作谚语来看，又把《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定为京房（宣帝时）所插入，这样就彻底否定了《周易》与孔子有关的证据。《周易研究论文集·易传探源》（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184～214页。主张“十翼”为孔子所作代表性学者为范文澜、任继愈、李学勤和金景芳及其弟子吕绍纲、李衡眉等人。这一派大都承认《易传》与孔子有关，孔子是传过《周易》的，其中金景芳及其弟子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十翼”也即《易传》，可分为四部分：一部分为孔子继承前人的旧说，一部分为后人窜入的与孔子无关的东西，一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讲《易》言论，而大部分为孔子所作。李衡眉先生《孔子作易传之明证、补证与新证》一文颇能说明这一派的观点立场。李学勤也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亦”、“易”二字在上古音中属于不同的韵部，不可能传讹，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李镜池的“孔子与易学无关说”。此外，李学勤又引《帛书周易》之《要》篇、《缪和》篇、《昭力》篇等，证明孔子晚年是研究过易学并传授过易学的。《孔子与〈周易〉》，载李学勤《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3～15页。田春来《〈释文〉所载〈论语〉鲁读和古读的关系》《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从文献学的角度证明了“《鲁论》是后出于《古论》的解释文本”，间接肯定了今本《论语》关于孔子研究易学的记载。朱宏胜、钱宗武《“孔、〈易〉关系”公案考辨》《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从陆德明《经典释文》28条“鲁读”综合归纳，推出“鲁读”义例，即鲁读某为某当是在《鲁论》中某字作某字，以证《鲁论》中确实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但又引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之唐写本“《亦》曰：‘家仁为严君’”此句乃引《周易》“家人卦”之卦辞“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之文，断定“亦”乃“易”之俗写。至此，则关于“易”、“亦”之争近乎判为铁案，《鲁论》之“亦”本“易”之俗写，《鲁论》《古论》及今本《论语》在孔子研究过易学方面记载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研究过易学是毫无疑问的。

否定孔子传易学者，必然要否定《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台湾学者何泽恒《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覆议》及《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覆议续》，可以说是否定《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的代表作。何泽恒：《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覆议》及《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覆议续》分别刊发于《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和第2期。何泽恒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史》《汉》记诸《易》师的姓名、里居颇不同，传授先后亦互异。”第二，何氏引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该文收入《周易研究论文集·易传探源》（第一辑）。一文的研究成果，指出“这些传《易》者，多是楚、江东、燕等在边鄙的人物，最后在齐尤盛行”。而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子贡、子夏、子游都不获孔子传《易》，孔子独传一籍籍无名的商瞿，不合情理；“而商瞿再传，却又多为人所罕知的边鄙人物”，此事值得怀疑。第三，无论《史记》还是《汉书》所载《易》之传授线索，自商瞿至田何，都是六传。何氏引崔适之在《史记探源》中的质疑，以为六传之间，“计三百二十六年，是师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师必逾七十而传经，弟子皆十余岁而受业，乃能几及，其可信耶”。崔适：《史记探源》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17页。据此，何氏赞同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一文中“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孔子晚年喜《易》而作‘十翼’之说，以至其前传《易》系统，或即源出于杨何”的观点，并得出“这一传《易》系统，汉初以下的，自应可信；至于先秦一段，便靠不住了”的结论。

笔者以为，要研究汉代易学的有关问题，有必要对《史记》《汉书》所载的易学传授系统的真实性加以讨论，而何泽恒据以上论据并不足以否认易学传承系统的真实性。在无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不可轻易断言这一传承系统不可信。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易学传承线索曰：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127页。

又曰：

言《易》自菑川田生。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211页。

《汉书·儒林传》载易学传授次第更为详细，且记载了司马迁之后易学传授情况：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城，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7页。

考两书所载，虽然于汉代之前易学之传授略有不同：《史记》所记为“矫子庸疵”，则此人盖姓矫名疵字子庸；《汉书》则以为是“桥庇子庸”，则此人似姓桥名庇字子庸。《史记》以为“馯臂子弘”受《易》于商瞿，然后传矫子庸疵；《汉书》则以为桥庇子庸受《易》于商瞿，然后传馯臂子弓。另外，周子家到底是名“竖”还是名“丑”，其传人到底是“光子乘羽”还是“孙虞子乘”，两书所载也不同。但二者俱明言易学传自孔子，且传授路线清晰。

对于司马迁所记《易》传授系统源出于杨何说，笔者十分赞同。其实，这一问题蒙文通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他在《经学导言》一文中说：“史公学《易》于杨何，学《道论》于黄子，《史记》一书，只有《周易》和《老子》的传授才可考，因为这两家是太史公的本师。”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6页。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88页。，他所称引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见于今本《周易》，他所谓“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也源于今本《周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说。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载其父称引、论述的《易传》内容看，司马迁对他父亲的易学是十分了解的，《史记·儒林列传》所记易学传授系统为田何传王同子仲，王同子仲传杨何，而不记田何还传易于他人，正足以说明这一系统是司马谈所追记的自己的易学渊源，故而不及《汉书·儒林传》所载的周王孙、梁项生、丁宽、服生等人。因而，关于杨何之前的传授系统，司马谈当是得自杨何。当然，司马谈所记的这一传承系统未必精确。班固在《儒林传》的赞中追忆西汉官学初立时的情况说：“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20～3621页。杨何本是田何的再传弟子，所传即田何之易学。当时传自田何的易学为唯一的官方易学，所以掌管官方记录的太史公司马谈追记易学的渊源，也只能是沿着他的老师杨何上溯田何的易学来源，但这并不表明，传自孔子的易学只有田何及其后学所追记的这一支。

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将其父追记的自己的易学渊源，当作自孔子以来易学传授的唯一系统收入《儒林列传》。但丁宽、周王孙、服生等的易学并未中绝，尤其是丁氏易学，经田王孙、施雠、孟喜、梁丘贺等后学的弘扬，至汉宣帝时已大显于世，施、孟、梁丘各自成家，成为易学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易学还是颇重师承渊源的。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此事被其同门梁丘贺揭破，谓：“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9页。梁丘贺不惜开罪同门孟喜，力证孟喜之象数易学并非出自师门，从一个侧面体现当时学者们维护师门易学纯洁性的决心。孟喜也因为不能坚守师法而为汉宣帝所轻，“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9页。梁丘贺本从杨何弟子京房学《易》，他之所以被汉宣帝征召为郎官，正是因为他京房弟子的身份。所以，在当时如此看重易学师承的情况下，学者们重视记录自己的易学渊源，明己之易学所出，也是很正常的事。因而记录这一易学传承体系的，当不仅杨何、司马谈，丁宽及其弟子也应对这一传授体系代有所记录。班固作《汉书》时，史料较司马迁时代更为详备，《史记》所不载的，《汉书》作了补充；《史记》所载有误的，班固据其他史料予以订正，这样的推测应是合理的。班固据刘向《七略》所作的《艺文志》，对丁宽、服生、周王孙及其弟子蔡公等人的易学著作都有收录，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班固看到了许多由丁宽及其后学、服生、周王孙及其弟子蔡公等人所保留下来的易学资料，其中就包括易学的传承体系，并据之对司马迁所记的得自其父的易学传承系统加以修订，这就是《史记》《汉书》二书所载易学传承系统有所不同的原因。

《汉书·艺文志》叙述孔子卒后儒家经典传习的情况云：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01页。

据此，则在孔子之后，本来“《易》有数家之传”，并非如《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所载的只有一条单线传承。

所以，司马迁和班固所记载的商瞿至田何的传承，只是数家中的一家，甚至更有可能是一家中若干支派中的一派而已。而“这些传《易》者，多是楚、江东、燕等在边鄙的人物，最后在齐尤盛行”及“师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师必逾七十而传经，弟子皆十余岁而受业，乃能几及”，这两个情况虽然看起来不太符合一般学术传承情况，但并非绝无可能存在，只是概率较小而已。如果是数家中有这么一家甚至一家若干支派中有这么一派，其实不足深怪。幸运的是，这一派经田何在汉初的传播，得以发扬光大，逐渐成为儒门易学主流，至杨何时被立为官学，成为官方认可的经典。为巩固自己的官方地位，得以立为官学的流派往往视其他流派为竞争对手，不遗余力地打压，这在汉代的学术界是普遍现象。《诗》学内部，江翁对王式的排挤堪称典型。

（式）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逿坠。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10页。

王式精于《诗》学，受到博士们的拥戴，“世为《鲁诗》宗”的江翁生怕王式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进而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在王式指出自己的错误之后，竟当众辱骂，终致王式终老于家，可见当时学派斗争之激烈。一派一旦得势，往往有极强的排他性，千方百计地垄断学术。田何易学一派独大，不可能不摈排其他学派。其他流派则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日益式微，鲜有知名学者，所以《史记》《汉书》之《儒林传》在易学方面以收录田何后学为主，田何易学传承渊源遂得以大白于世。

何泽恒所谓颜渊、子贡、子夏、子游等得意门生都不获孔子传《易》，偏偏籍籍无名的商瞿独得垂青，仍是把《史记》《汉书》所记的田何一系当作儒门易学唯一的传承。倘若果真如此，则田何之前，每代只传一人，自田何，始传授多人，也让人难以理解。在田何一系外，显然还有别的易学流传。孔子传《易》，也绝非独传商瞿一人，从出土的《帛书周易》来看，不少孔门弟子都曾向孔子请教过《易》，其中子贡赫然在列。而现存文献中也保留了子夏传《易》的蛛丝马迹。

《帛书周易》本文所引《帛书周易》内容，皆以廖名春《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为主，见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59～400页。并参考其他校释。之《二三子》篇之内容，即为二三子向孔子请教易学问题。虽未明云二三子为何人，但从讨论问题之广博来看，绝非萍水相逢偶然为之，其人当是孔子弟子。而《要》篇则保存了子贡与孔子讨论《易》的宝贵资料：

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夫子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予何）尤于此乎！”

类似的子贡问、孔子答共三则，足征孔子之易学，固已传子贡矣。此外，《昭力》《缪和》两篇，也是关于传《易》的内容，学《易》者为昭力、缪和等人，传《易》者虽未明言为孔子，但据“子曰”而言，似亦为孔子，因为就现存资料而言，“子曰”还找不出不是“孔子曰”的例证。

《子夏易传》今本虽为伪书，但却透露出子夏也存在传《易》的可能。清人姚振宗所辑《七略佚文·六艺略佚文》谓“《子夏易传》，汉兴，韩婴传”，其下又有“西河、燕、赵之间”之语姚振宗：《七略佚文》第二《六艺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10页。。韩婴是汉代儒家另一易学大家。《汉书·儒林传》云：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13～3614页。

孟喜本从丁宽弟子田王孙受易学，其易学的主要渊源还是来自丁宽，属于田何一派。从“盖宽饶先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来看，传自韩婴的易学与传自田何的易学并不一样。韩婴的著作今存《韩诗外传》十卷，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韩婴的易学学说，同时也可推断出易学在韩婴学说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汉书》也未记韩婴易学所从受，但从其传《子夏易传》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子夏易学的传人。

据《汉书·艺文志》，系于韩婴名下的易学著作为《韩氏》二篇，至于刘向《七略》所著录的《子夏易传》，则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一现象引起了后世学者的种种猜测。余嘉锡等以为，《汉书·艺文志》所收易传《韩氏》二篇，即刘向《七略》所著录之《子夏易传》，只是被班固改了名字，这一猜测无疑最为合理。因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本是损益刘向《七略》而成，其自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81页。《子夏易传》不在所省之列，必然保存在《艺文志》中，而《七略》又明言《子夏易传》乃韩婴所传。但接下来余嘉锡认同前人《子夏易传》之“子夏”与孔子弟子子夏无关说，并以“子夏”为韩婴或韩婴之孙韩商之字。以上所引余嘉锡的观点见《古书通例》卷1《案着录》之《汉志着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05～209页。这一观点其实不能成立，原因如下：据《七略佚文》，刘向《七略》所著录韩婴诗学著作甚多，均作《韩故》《韩内传》《韩外传》《韩说》等，不以字命名，亦无“韩婴传”三字。而著录其他易传，具以“易传某氏”为名。不合但于韩婴所作之易传以字命名。且就今之所见《七略佚文》，其著录汉人著作，或以姓氏（如《欧阳章句》）或以名（如《许商五行传记》），同姓氏者则以大、小作区别（如《大夏侯章句》《小夏侯章句》），从未见以字命名者。《子夏易传》果为韩婴或韩商所作，以例应作《易传韩氏》或《易传小韩氏》。所以，从命名来看，《子夏易传》不应为韩婴或韩商所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203页作为孔门文学科佼佼者的子夏，又曾经从事过讲学，有学说或著作传世，也符合逻辑。而韩婴传学之地西河、燕、赵之地与子夏讲学之地有重合处，他继承子夏的学术是极有可能的。综上，则韩婴所传易学，极有可能源自子夏。而韩婴所传的易学，更是田何一系外别有易学流传的铁证。

此外，荀子也多次论述过《易》。荀子之易学，亦不在商瞿——田何一系的传承体系中，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商瞿——田何的传授系统只是汉代经师追记他本人的易学来源，所记的并非从孔子开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

其实，在汉初易学的传承中，田何弟子周王孙所传的“古义”也是有别于田何易学的一种。在田何的五个传人中，丁宽在汉初易学传授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从田何受《易》，还从田何弟子周王孙受易学“古义”，即《周氏传》。丁宽从田何受易，“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7页。可见丁宽尽得田何易学。丁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7页。关于周王孙的“古义”易学，刘大钧曾经作出这样的推断：“帛本《易》当属周王孙《周易》‘古义’，号《周氏传》者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各家。”刘氏还将周王孙的“古义”定为田何所传：“当时田何传《易》，除有今本卦序的‘今义’外，尚有传于周王孙的‘古义’。估计为了避免‘后世之士疑丘’，故‘古义’只秘传给个别弟子，并不公开传授。周王孙传丁宽，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孟喜。”并将此“古义”的传承定为：“田何——周王孙——丁宽——田王孙——孟喜——焦延寿——京氏”。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12～116页。这样，把《帛书周易》推定为周王孙之“古义”，并以为得自田何，且此“古义”为后来京氏易学之祖。笔者很难认同刘氏的推断。刘氏做出此论断的依据是“西汉《易》本由田何一人传之”，因而断定无论是周王孙的“古义”，还是后来的“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都应出自田何。事实上，前已言之，汉初易学的传授要复杂得多，传《易》者也绝非田何一人。周王孙“古义”易学不太可能也传自田何，理由如下：其一，如果丁宽未能尽得田何之易学，则田何不应该主动谢绝丁宽的继续学习，并于丁宽东归之际说出“《易》已东矣”的话来。所谓“《易》已东矣”，当是田何倾囊相授之后的话。其二，如果像刘大钧先生所说的那样，田何只把“古义”秘传周王孙一人，而不传丁宽，则田何也一定会叮嘱周王孙谨慎选择传人。田何只传周王孙而不传“读《易》精敏”的丁宽，说明丁宽非其人。周王孙在丁宽东归途中即将田何秘传的“古义”传于丁宽，岂不违背师教？于情于理均不太可能。其三，如“古义”为田何所传，如刘大钧先生所做推断，则“田何曾授《易》给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等四人（笔者按：其实还有梁项生）。……故田何所授四家之《易》当有不同。”则是田何本身兼通两种易学，一为传于丁宽等的易学，一为传于周王孙的“古义”。那么田何这两种易学又从何而来？田何易学传自孙虞子乘，以此上推，以至孔子，则是孔子所传的易学本身即是两种，也即自孔子传《易》以至田何，皆为兼传“古义”及汉初通行之易学。何以自孔子至田何之师孙虞子乘两种易学皆可同传一人，而到了田何则分开传授？甚不合情理。所以周王孙之“古义”，必非受自田何，乃是别有人所传。西汉被称为“王孙”的，并不是寻常百姓，都是周天子或诸侯王的后代。周王孙为洛阳人，而洛阳是东周王朝之故都，所以周王孙极有可能是东周王室的后裔。周王朝在“学在官府”的时代是曾经的文化垄断者，衰落后，也是最主要的文化保存者。《周易》成型于周文王之手，本是周王室家传之学，所以周王孙保留易学之“古义”，是极合情理的事情。周王孙的《周氏传》，也即所谓“古义”，正是易学别有流传的另一佐证。

《汉书·艺文志》载：“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04页。班固本于刘向《七略》而作的《艺文志》，只是说田何传《易》，并不是说传《易》者唯田何。所谓“传者不绝”，当是指传易学者较多，易学广为流传，与“《易》有数家之传”所言一致，并非指易学传授一线不断绝。另外，就先秦易学发展来看，易学也并非为儒家所垄断。如蔡泽曾引《周易》“乾”卦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来阐述“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这一道理。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蔡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422页。而蔡泽本人并非儒者。民间费氏易学、高氏易学显然不属于田何易学一系，实为易学在民间流传的明证。《汉书》谓费氏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又说高氏易“其学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02页。而卦筮和阴阳灾异正是正宗的孔门易学所排斥的东西。

《汉书·儒林传》还提到“齐即墨城，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7页。。《史记·儒林列传》也谓“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127页。。两书俱未言其易学之所从受，如果其易学来自田何一系，则应该明言其师承，因为汉之后田何一系易学传授记载得相当清晰。由此可知，他们的易学很可能并非来自田何一系，其学术渊源已经不可考知。“言《易》者本之田何”，只能说明他们的易学受到过田何的重大影响。因为最初（建元五年）立为官学的就是田何的再传弟子杨何，若欲求官干禄，就不能不向官学靠近。《史记·儒林列传》于此称“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更能揭示这一现象的本质。一种极为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其他的易学未被立为官学，故其学术渊源也未被记录下来。他们以易学得高官，又被列入《儒林传》，再次证明汉初传《易》者绝非田何一人，并且在儒家内部，也别有易学流传。

《诗》学的著名传人辕固生的思想学说也明显地受到易学的影响。《汉书·儒林传》记载了他与黄生在景帝面前的一场学术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612页。

辕固生关于汤武革命的观点，显然是受到《周易》“革”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影响，承认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合理性。我们不能肯定辕固生也是易学的传习、研究者，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也受到了易学的影响。《汉书·儿宽传》又载：“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儿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633页。儿宽曾从之学习，则褚大之《易经》受自何人，亦不载，似亦非田何一系。

综上，汉初儒家的易学流传，并非只有田何一系。《史记》《汉书》所载的易学传承渊源，很可能是田何或其后学的追记。但田何在汉初以专门传易而知名，他的后学杨何被立为易学博士，成为最早被官方认可的易学，田何易学也就成为官方易学的主流。田何易学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吸取、融合别的易学，其后学也逐渐分流，各自成家。周王孙的易学“古义”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与田何易学融合，是为丁宽一支易学流派。韩婴之易学在汉初也有传授，但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厘清《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系统的真实面目及易学各派的流传，则不难发现，“孔子传《易》”说很难被驳倒，虽然“十翼”未必完全出自孔子之手。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这样评价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三《述而上》、卷十四《述而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431、480页。、“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七《子罕上》，第578页。。据《左传》记载，《周易》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广泛流行。《左传·昭公十二年》载：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左传·昭公十二年》，《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2063页。

当时人们不仅以《周易》的象数占筮吉凶，还运用义理、结合人事来判断，对事情的当否作出预测。而自任周文化的继承者的孔子，“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五《八佾上》，第160页。偏偏对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不加学习、研究，也不合情理。否定孔子传《易》者，多同时否定孔子删《诗》《书》，如此则孔子不仅不作，而且不述，与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不符。另外，《吕氏春秋》卷二十二《慎行·壹行》载：“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吕氏春秋》卷二十二《慎行论·壹行》，长沙：岳麓书社，1989，第207页。《韩诗外传》卷八载：“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在战国秦汉时期，孔子曾经研究过《周易》是得到学者们认可的。《吕氏春秋》的成书，去孔子不过二百三十多年，所记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

此外，《帛书周易·要》所载孔子的话“吾好学而才闻要，安得益吾年乎”与《论语》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相近，可以相互印证，足证所谓《鲁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为无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与《史记·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相符。孔子“《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的言论与《论语》中他“不占而已矣”的话也若合符契。而《缪和》篇所记孔子对“恒卦”的解说，也说明《论语》记载的孔子所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就是“恒卦”卦辞，并非谚语。以上说明，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儒家所传授的易学是否源于孔子，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更关涉到易学的权威性。孔子很早就被尊为圣人，在世时即被称为“天纵之圣”。《论语·子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其实，推尊孔子的不仅是孔门弟子，《论语·八佾》：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即使在“焚书坑儒”的秦帝国，孔子的地位其实也不低。秦始皇欲坑儒，其长子扶苏进谏，即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为辞，希望将他们赦免。虽然未被秦始皇接受，也可以反映出孔子在秦帝国时期就是受人推尊的先贤。汉初文化的建设，即是复兴儒学，把在民间流传的儒学逐渐官学化，并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乃至神圣化。易学传自孔子，为六经之一，自然是汉初政治建设的权威性理论资源。事实上，在汉初这一点也为儒者所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