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通其变”思想对汉武帝政策的影响

易学“通其变”思想对汉武帝政策的影响

《易》与其他儒家经典被立为官学后，成为国家尊奉的经典，相应的，在政治上也深深地烙上了易学的痕迹。一方面，易学理论成为官方决策的依据；另一方面，易学的理念对政治运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朔二年，武帝为大规模反击匈奴做准备，下诏赦免民间“孝景后三年以前”的狱讼及逋贷，与民更始，即引《易》为据：“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69页。汉武帝所引“通其变，使民不倦”见《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通过黄帝、尧、舜因时变革以利民生的事例，阐发了易学关于政治应当因时制宜的变革观点，体现了易学的变通思想。易学的这一思想，也成为汉武帝政治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汉武帝在位期间，对文景以来的国策大规模地变革，其理论支持就是易学的变革思想。汉朝至武帝时期，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从客观形势而言，为武帝大规模地“外攘四夷，内改法度”创造了条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使政治改革成为必然。孙家洲、王文涛在《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中作了准确而深刻的分析：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平准书》）可见，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推进制度建设以改变汉初的因循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担的责任。

一方面，汉帝国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一些矛盾逐渐激化，在内部，“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在外部，“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905页。，严重威胁汉帝国的安全，对边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这使得改变文景以来的国策成为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极大的发展，“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35页。，“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53页。“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37页。“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49页。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异姓诸侯王问题的解决，为汉武帝改革国策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正如陈苏镇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两汉政治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带有法家色彩、主张“大一统”的《春秋》公羊学为汉武帝时期的国策改革提供了最佳蓝本。从内政来说，公羊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主权威，非常适合雄才大略、个性强毅的汉武帝的口味；从外交来说，公羊学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王者无外”和“复九世之仇”等，又为汉武帝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反击和经营西域、用兵西南诸夷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要改变文景两朝执行了40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由无为的消极政治转入建功立业的积极政治，在现实中还是会遇到不少的阻力。一大批文景两朝留下来的老臣对文景时期的国策情有独钟，对武帝的兴作极力反对，其中汲黯、韩安国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内政上，他们反对汉武帝的兴作改制；在外交上，他们力图维持文景时期的政策，对匈奴和亲，反对汉武帝用兵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汲黯，字长孺，“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班固：《汉书》卷五十《汲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16页。东越相攻，汉武帝派遣他为使者前去调停，他“至吴而还，报曰：‘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班固：《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16页。，以实际行动公开反对汉武帝的对外政策。他曾当面对汉武帝的尊儒改制进行指责：“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班固：《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17页。对于汉武帝的内政外交，汲黯几乎是一概加以反对，与之发生全面冲突。《汉书·汲黯传》在这一点上曾有过十分形象的总结：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间常言与胡和亲，毋起兵。上方乡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罔，以自为功。班固：《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19页。

与汲黯持类似政治理念的还有韩安国，他曾就对匈奴的政策数度与主战派论战。韩安国坚持“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的观点，力赞高祖、文帝朝故事，以为高祖“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文帝“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盛称“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坚持维护高祖、文帝旧策。班固：《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398～2400页。甚至连武帝亲自提拔、以曲学阿世著称的公孙弘也对武帝对外政策表示不满，“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618～2619页。

汉武帝国策的改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对文景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政策的全面改变。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如欲减少阻力，使变革名正言顺地进行下去，必须要给予理论上的说明，而已被尊为意识形态领域权威的易学所蕴含的变革理论就成为汉武帝改变文景时国策的最佳理论依据，给予汉武帝的改变国策以最有力的支持。《易》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以神农、黄帝、尧、舜因时制宜、因世变革为例，肯定了变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变革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易学之中，“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变而通之以尽利”、“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都肯定了变革的好处。《周易》的这些变革思想，也成为汉武帝变革国策的理论支柱。不仅董仲舒吸取《周易》“变易”与“不易”的思想，对汉代改制、制礼作乐予以理论上的论证，王恢也发挥易学变革思想，以“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各因世宜”理论，对韩安国坚守高祖、文帝“二圣”旧策的主张予以批驳，最终武帝下定决心，一改和亲旧策，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汉武帝不仅将对外政策改为主动出击，在内政上，改革制度，制礼作乐，“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司马迁：《史记》卷二十《礼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161页。“外攘夷狄，内兴功业”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442页。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文景之间的积蓄很快荡尽，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应付财政危机，改革经济政策也就成为必然。先是于元朔六年“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并规定“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422～1423页。，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筹集战争费用，后又任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专卖和算缗等经济政策，以缓解财政危机。而武帝在卫青于元朔六年北伐匈奴取得大胜后所颁布的诏书中解释出兵及实施“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政策的理由时，开首即称“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73页。所谓“五帝”，据司马迁所作《五帝本纪》，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因而“五帝不相复礼”其实就是“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的另一种表述。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变革所作的解释“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442页。，正是源于《易》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班固评价五帝经济政策改革的主要助手桑弘羊也说，“据当世，合时变”，足见《周易》“通其变”的理念对汉武帝朝政治的影响，成为他们因时变革、抛弃文景时政策的理论依据，为《春秋》公羊学取代黄老政治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阐释。武帝朝政治是春秋学与易学相结合的典范，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易》为之原”的易学与其他经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