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数易学的兴起

象数易学的兴起

武帝时，最初被立为官学的，易学仅有杨何一家。后来，丁宽的弟子田王孙也被立为博士。杨氏易学与田氏易学同源于田何，但也有不同，因为丁宽曾经从周王孙受《易》之“古义”。前已言之，周王孙所传此“古义”并非出自田何。田王孙授《易》与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598页。，开易学流派纷呈之渐。梁丘贺以占筮得幸，官至少府，由于公务繁忙，就命自己的儿子梁临带领门人张禹等去从同门施雠学习，并推荐施雠为易学博士，官学不断扩大。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班固在这里描绘出了官学不断扩大的情况，也道出了官学不断扩大的两个原因。其一，利禄的诱惑。读经可以干禄取仕，为士子提供政治及经济上的出路。其二，在于“罔罗遗失，兼而存之”的包容性文化政策。

第一条原因，将儒学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既巩固了儒学的地位，使儒学成为士子们的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又促进了儒学经学化，儒学从一种自由状态下的学说变成一种吸取其他学说合理成分的、为政治服务的国家统治学说。从此，其学术传播也由之前的自由状态转变为国家推动、控制。从昭帝开始，不断增加博士弟子员额便是例证，而由宣帝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辩论五经异同更是政治对文化的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的极大影响，所谓“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政治往往成为学术的风向标。

第二条原因，则是由西汉帝国本身特点决定的。前面已经提到，西汉王朝的创建者起自草莽，没有任何文化积淀。汉高祖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79页。，自云“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班固：《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205页。。所以汉王朝在建立后，文化一片空白。而秦王朝的二世而亡，让汉初统治者对秦王朝的政治文化都怀有深深的疑惧，对法家文化展开激烈的批判。陆贾拉开了汉王朝政治文化重建的序幕，并且确定了以儒学为主体的大方向。叔孙通达时变，改造儒学，与诸生共定朝仪，提高了儒生的地位。可惜吕氏上台后，政治重心重新变成了对政权的争夺，这一进程被打断。文帝、景帝、窦太后偏好黄老学说，故而在“文景之治”期间，黄老学说一度占了上风，用人也是百家刑名并进。至武帝初，在窦婴、田蚡的推动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王朝的文化重建才重新回到以儒学为主体吸纳其他学派合理成分的轨道上来。

汉王朝文化重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为五经立博士，这一举措等于将五经定为官学。从最初的欧阳生《尚书》学、后苍礼学、杨何易学、《春秋》公羊学逐渐增多，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官学不断从民间学术中吸纳的过程。民间学术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分化。但是，基本上民间出现新的经学支流，除属于古文学派的外，很快就被吸纳入官学。所以，西汉的官学随时吸纳来自民间的学术，使它具有不断更新的生命力，这是西汉官学异乎东汉官学的地方。相对于西汉官学来说，东汉自白虎观会议对经学重新整合后，《白虎通义》成为具有“国宪”性质的文件，从此汉代官方文化基本定型，也几乎停止了从民间吸纳新学术了。下面以易学为例来说明西汉官学对民间学术的吸纳。

尽管最初被立为官学的只有杨何一家，但至宣帝朝，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易学全被立为官学，至元帝朝，京氏易学也得立为官学。其中，施家有张（张禹）、彭（彭宣）之学，孟氏易学又分流为翟（翟牧子兄）、孟（孟喜本人）、白（白光少子）之学，梁丘贺易学分为士孙（士孙张，字仲方）、邓（邓彭祖，字子夏）、衡（衡咸，字长宾）之学。只有高氏、费氏两家古文学派易学未被立为官学。

孟氏易学被立为官学，是象数易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象数易学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学术权威之一。它是西汉官学不断从民间吸纳新学术的结果，是西汉“罔罗遗失，兼而存之”的包容性文化政策的结果。而孟氏易学的产生，则又是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合流的结果。

张涛指出：“象数易学的高歌猛进，基始于宣帝时期，丞相魏相虽非易学专家，却是其间的一位关键人物。”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22页。点出了魏相在象数易学兴起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魏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班固：《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37页。。由此可知，第一，魏相之易学也是有渊源的，且坚持了他这一流派易学的基本特征；第二，魏相的思想学术受到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深刻影响。《汉书·魏相传》又云：“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则魏相所习授之易学，必与《易阴阳》有关，不然不会说魏相“明《易经》，有师法”。魏相所奏汉宣帝的内容如下：

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班固：《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37～3138页。

以上内容是魏相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从中可以看出魏相易学的基本特点。魏相所引“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出自豫卦卦辞，也是魏相的基本政治理念，即治理国家要以“顺”为最高原则。另外，魏相将震、离、兑、坎、坤、艮五卦分别在方位上与四方和中央相结合，在时序上震、离、兑、坎分别与四时相结合，四方、四季，每一方、每一季即用相应的一卦为治，并且将卦与四时、四方相结合的当否与天象的休咎联系起来。只是如何具体的以卦为治，魏相在这里并未详细论述。但魏相的这套理论，已经将政治与易学以及灾异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备了随后兴起的象数易学的基本特征。汉宣帝对魏相这套理论的“纳用”，表明统治者高层对这套理论的认可。可以说，在推动象数易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方面，魏相确实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并为象数易学在西汉统治思想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打下了基础。

魏相的这套理论，与董仲舒以五行配四方四时的理论有相似之处。董仲舒以火配南方、夏季，以木配东方、春季，以金配西方、秋季，以水配北方、冬季，以土配中央、夏季。在八卦中，离为火、坎为水、坤为地，只是魏相以兑配西方、秋季，震配东方、春季与董仲舒不同。而魏相以一卦为一季之治，卦与季节搭配错乱，就会有天灾出现的说法，与董氏《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的那套理论虽然细节不同，但就框架而言，基本一致。魏相所据之书，又是《易阴阳》，这与董仲舒对《周易》的评价“《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相吻合。因此，即使不能断定魏相之易学与董仲舒之易学同出一源，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同一流派。魏相之后，将象数易学推向极致的是京房、刘向、谷永等人，他们以象数易学的理论为载体，通过对时政的谏讽，企图借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事实上，他们的思想理论以及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局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