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数易学与宣、元两朝政治

象数易学与宣、元两朝政治

象数易学兴起于宣帝朝，并且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大。魏相采《易阴阳》论时政，为宣帝采纳，但他“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的建议却未见宣帝实施。象数易学真正对政治产生较大影响是在元帝朝，京房则为最关键人物。

一种学说对政治施加较大的影响，需要条件成熟，具备各种因素。宣帝朝每逢灾异、祥瑞出现，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应答天意。如地节三年九月地震，宣帝两次下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49页。为了应答上天的警诫，宣帝削减军队，出借皇室、郡国池苑公田与民从事生产，宽舒民力。这种政治活动，在汉朝固然有此传统，文帝朝此类活动也多次举行。文帝二年，“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14页。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食。文帝下诏：“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并且削减了京师戍卫军。但是，文帝也并非每次灾异现都要有所应答，其中文帝三年十月日食、五年二月地震、六年冬十月桃李开花等属于灾异范畴的现象，即未见文帝采取措施。而景帝、武帝、昭帝朝更是几乎没有因灾异而采取政治措施补救的。在宣帝朝则不然，几乎每次灾异祥瑞，都要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来应答天意，成为一种常态。据《汉书·宣帝纪》所载，宣帝在位二十六年间，因祥瑞而赏赐吏民的有十三次之多，因灾异而修刑政或下诏检讨的也有七次之多。相反，没有因灾异而采取措施的，仅有三两次（这还是在灾异后举行的“祠五畤”或“郊泰畤”活动不算对天意的应答的情况下。如这类活动也算答应天谴，只有地节元年十二月的日食未应答天谴）。这种现象不是偶然，说明象数易学的兴起，尤其是孟喜对象数易学体系的完善，加强了统治者的灾异思想，使他们对“天意”更加畏惧谨慎。丙吉为相，“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班固：《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47页。对于这种看似极为反常的行为，掾史都不解其故，丙吉却有自己的解释：“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而掾史也很服膺丙吉给出的解释，并且“以吉知大体”。班固：《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47页。从丙吉的理论中，也可以看出象数易学的影响。

但宣帝朝也有不利于象数易学影响政治的因素。就象数易学本身而言，魏相的那套体系过于简略，而孟喜人品有问题，既不见信于儒林，又不获宣帝的信任，自然对孟喜的象数易学传播产生不利影响。焦延寿则始终为低级官吏。就宣帝本身而言，他“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班固：《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284页。元帝为太子时，曾劝他“宜用儒生”，他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甚至一度产生废掉太子的念头。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77页。对于依附于儒学名下的象数易学，虽受其影响，宣帝加深了对灾异祥瑞的认识，但也难以深信，他拒绝众人推荐孟喜递补易学博士就足以说明其对孟氏易学的态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宣帝本身富有政治才干，政事基本无失。班固对于他的统治给予极高的评价：“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75页。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我国古代少有的治世之一。《汉书·食货志上》称：“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为解决因丰收而出现的“谷贱伤农”现象，宣帝又采纳耿寿昌的建议，设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141页。同时，灾异现象出现得并不严重，这对于以借助灾异现象来匡救时政之失为特色的象数易学来说，也很少有发挥的空间。因此，虽然在宣帝朝象数易学已经开始对政治施加影响，但其影响的广度、介入的深度都远不及后来的元帝朝。一个明显的例子，大臣极少以象数易学为武器，主动干预时政，匡救时弊。

元帝朝则不然。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并且他生性“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容易接纳别人的意见。就政治才干而言，元帝远逊于宣帝，他在位期间，虽然征用儒生，但却重用宦官弘恭、石显等小人。弘恭死后，石显继为中书令，专擅朝政。“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班固：《汉书》卷九十三《幸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726页。石显其人，“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班固：《汉书》卷九十三《幸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726页。他虽然是宦官，但并非如元帝认为的那样无党无私，相反，却非常善于结党营私，“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班固：《汉书》卷九十三《幸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727页。，又与顾命大臣之一的外戚车骑将军史高相互勾结，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对于敢于反对自己的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痛下杀手，迫使萧望之自杀，而周堪、刘向被罢官。石显一党的弄权也惹得民怨沸腾，百姓作歌嘲弄，“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班固：《汉书》卷九十三《幸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727页。元帝即位后，不仅政治日益昏乱，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导致民生日益凋敝，社会经济困难。在他即位的当年，“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79～280页。第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142页。元帝自评他统治下的社会是“亦极乱耳，尚何道”，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2页。多次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危机而下罪己诏。其中初元五年四月诏云：“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85页。永光二年六月诏云：“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90页。京房当面总结元帝即位以来的情况时说：“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2页。以上这些情况，为以借助灾异现象来匡救政令之失为特色的象数易学提供了发挥的空间。而京房对象数易学体系的完善以及他借灾异论时政所言屡中，也赢得了元帝的信任。《汉书·京房传》载：“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

在两汉的象数易学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京房是个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受到元帝的信任，参与到政治中枢，标志着象数易学对汉代政治影响的深入。京房能够得以参与中枢政治，正是靠他运用自己的象数易学理论来解释当时的灾异与时政之间的联系，骗取了元帝的信任。从本质上说，京房的象数易学理论体系是荒谬的，他“所言屡中”也只是巧合。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焦氏易学的特点为“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说明焦延寿、京房的易学与天文气象学关系密切。京房很可能精通天文气象之学，因而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见未来的天象、气候方面所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并巧妙地和时政联系起来，这就保证京房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事件上打动元帝。但是，这一本身荒谬的理论体系，推演得越是精密，越容易露马脚，也就难以保证京房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京房的象数易学理论是以殷周以来的灾异说为基础的，这一理论能加深人们对灾异说“天人之际”说的信仰，却难以让人全盘接受。就当时的社会一般知识背景来看，人们是较为普遍地信仰灾异说的，普遍认为“天人之际”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人们却未必相信京房一派的理论就是对天人之际最恰当的解释。从京房现存的易学资料来看，京房只是将灾异现象与人事一一对应，却在大多情况下并未能解释两者之间为何存在这种对应。如他在贬谪途中所上元帝封事：“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5页。京房将蒙气去而复起与元帝“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这件事对应起来，却未能利用权威理论解释二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更未能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比之董仲舒“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将时事与《春秋》已然之事比附的做法尚远远不如。再如《汉书·五行传下之上》所引：

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虫食节。蔽恶生孽，虫食心。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446页。

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447页。

同样只是简单地列举灾异现象对应相关时政缺失，缺乏所以然的合理解释。这一缺陷也使得其理论难以服众，人们即使相信天人之际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却未必相信京房的理论，尤其未必相信京房就是代圣人立言来阐释天意的其人。而从陆贾、董仲舒到京房等学者，如欲借灾异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其前提是取得代圣人立言阐释天意者的地位。历史证明，无人能取得此地位。董仲舒因言辽东高庙火灾，差点丢了生命，尽管他有“《春秋》之中前世已行之事”作为护身符。从京房被元帝诛杀来看，他也未被当作可以解释天意的圣人。

京房取得元帝信任后，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即“考功课吏法”。据晋灼注，其内容为：“令丞尉治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有盗贼，满三日不觉者则尉事也。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罪。率相准如此法。”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晋灼为“考功课吏法”所作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1页。他将此法作为救世的良方，承诺“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京房的改革得到了元帝的支持，“上意乡之”，却遭到朝廷大臣及地方刺史的反对，“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刺史复以为不可行”。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1页。在大臣中支持者唯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这预示着京房改革之路充满阻力。

就京房的改革措施而言，其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明确行政责任。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匡救时弊，但绝非从根本上改变元帝朝政治经济危机的良方，并且还遭到了朝廷公卿和地方大员的联手反对。京房在总结原因时认为：“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余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6页。京房把石显、五鹿充宗看作改革最大的敌人是正确的，但他将原因归结于“考功课吏法”于二人不利则反映了其在政治斗争中的幼稚。分析一下改革的反对者和拥护者，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掺杂学派斗争的政治斗争。

在京房以象数易学获宠元帝之时，石显、五鹿充宗一党正把持朝政，“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班固：《汉书》卷六十七《朱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914页。萧望之、周堪、刘向、金敞“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成为弘恭、石显一党专擅朝政的障碍，被石显陷害，萧望之自杀，刘向则从此废弃十多年，终元帝朝未再获信任。“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班固：《汉书》卷六十七《朱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914页。，惹恼石显，遭到石显疯狂报复，连同朋友王章一同被石显诬陷，陈咸“下狱掠治，减死，髡为城旦，因废”班固：《汉书》卷六十六《陈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900页。，王章被免官。可见石显等对危及他们权力、地位的人打击报复，是一贯的手段。京房得宠用事，势必危及石显一党的地位及权力，因此无论京房是否进行改革，石显一党都容不得他人在元帝面前得宠用事。公卿皆畏惧、党附石显，所以也必然反对京房。而从政治形势来看，京房如欲得君行政，首先就要扳倒专擅朝政的石显一党，取得推行改革的权力。

石显一党的五鹿充宗也是以易学得宠，他与京房之间存在着流派的斗争。《汉书·朱云传》载：“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五鹿充宗的易学源自梁丘贺，而京房易学则与孟喜有师承关系，两家易学冲突不断。梁丘贺与孟喜本是同门，俱学《易》于田王孙。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其易学糅合了象数易学的理论，为提高自己学说的地位，乃诈称自己得老师田王孙临死时秘传。梁丘贺对于孟喜的做法非常反感，公开揭露了孟喜的谎言，指出老师田王孙死时唯有同门施讎在其身边，孟喜所言独得老师秘传一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由于孟喜的易学杂糅了象数理论，与同源于田王孙的梁丘易学有很大的不同，又加上他诈称其象数理论得自田王孙秘传的谎言被梁丘贺揭破，所以孟喜被目为“改师法”，为汉宣帝所轻，难以立足。博士有缺员，众人举荐孟喜，也被汉宣帝否决。与孟喜一派易学的郁郁不得志相反，梁丘贺一派易学则大行其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班固：《汉书》卷六十七《朱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913页。至元帝朝，源于梁丘一派的五鹿充宗已被当作评判易学真伪高下的权威。孟氏易学与梁丘易学两派不相能由来已久，至京房与五鹿充宗，冲突日益激烈。《汉书·京房传》云：“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京房以象数易学得宠于元帝，对五鹿充宗的地位形成极大的挑战，严重威胁到五鹿充宗在易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也肯定不会为五鹿充宗所容。因此，无论就政治还是学术而言，京房与石显一党的冲突不可避免。

京房的支持者为周堪、郑弘两人。周堪本来就是石显一伙的政敌，郑弘则以正直廉能称，与专擅朝政的石显相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二人对于京房的改革，“初言不可，后善之”班固：《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1页。，未必真正赞同京房的改革内容，极有可能是欲借此机会打击石显一党。在看到京房与石显一党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后，转而支持京房。

京房在取得元帝信任参与中枢政治后，也将石显一党作为首要打击对象，其中包括五鹿充宗、史高等。他借助象数易学理论，将元帝即位以来的灾异现象与石显一党的专擅朝政联系起来，意图说服元帝，扳倒石显一党。《汉书·京房传》载：

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京房以象数易学为武器，把石显一党专擅朝政作为政治昏乱、灾异频仍的根本原因，试图说服汉元帝一举拿下石显一党。按照京房“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和“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的理论，元帝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足以说明这是极乱之世；世之极乱说明元帝“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巧佞之人，若能除掉此人，“变之则除，消之亦除”，则灾异也会自然消除。但从汉元帝的反应来看，他显然并不相信京房的说教。他虽然承认当时的政治“亦极乱耳”，但并不认可他所信任的石显一党是致乱的巧佞之人。所以对于京房的谆谆告诫，他只是冷淡地回应“已谕”。元帝的态度说明他并不十分相信京房的那套理论，而京房欲对政治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其前提必须是取得元帝的绝对信任和支持。至此，京房实际上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相对于京房来说，石显一党的政治斗争经验更为丰富。汉元帝性格“优游不断”，做事缺乏魄力。京房运用象数易学讽喻元帝，实则是意欲将石显一党一网打尽。鉴于石显之党遍布朝堂，这显然难以为元帝接受。石显与元帝周旋多年，“能探得人主微指”，善于“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更善于利用元帝的性格弱点。班固：《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729页。他陷害萧望之，即充分利用萧望之“素高节，不诎辱”的性格弱点，以元帝可以接受的“语言薄罪”之名，迫使萧望之自杀。班固：《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287页。对于京房，也故技重施，并不将京房的那套改革措施全盘否定，而是“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让京房到地方去实验，以京房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姚平、任良等在京师主持改革，将京房调离京师，远离元帝。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3页。元帝很容易地接受了石显的建议。离开京师后，京房对元帝的影响急剧减弱，石显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班固：《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167页。尽管京房不断利用象数易学的理论上书元帝进行抗争，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使得他轻信岳父张博的话，企图引元帝异母弟淮阳宪王入朝为援，犯了大忌，被石显等人抓住把柄，不仅没有挽回失败的命运，反而加快了败亡的节奏。这场由京房主持的以象数易学为指导理论的政治改革，以京房、张博弃市，支持京房改革的郑弘被免为庶人而告终。

京房的失败，既有其不谙政治斗争、误信张博之言的偶然因素，更关键的还在于他的那套理论无法完全被元帝接受，难以取得为君主所认可的代圣人立言阐释天意者的地位。尽管如此，他的象数易学还是对汉代的思想、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谷永、郎顗等人所继承，并继续以此为批评时政的武器。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两汉，成为后世士大夫借灾异来匡正时弊、改善政治的常用思想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