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

易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

自汉武帝以来，儒学被定为官学，成为法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消极方面而言，这一局面阻断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不利于思想学术的争鸣、融合。但也自有其积极意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学者们以五经为主，构建了一套真理体系，也即儒家之“道”，作为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在政统之外出现一公认的“道统”。此外，还将殷周以来的灾异思想，结合象数易学、《尚书·洪范》之“五行说”，发展成比较系统的“天人之际”学，在君权之上设置“天意”。一方面借此限制君权的无限膨胀，一方面也给众多的士大夫提供了参与政治的舞台。因为以五经为主构建的真理体系和“天人之际”学，乃是公器，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与秦代“君师合一”的治理模式不同，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士大夫可以借助这两套公器来评判政治得失，扩大了统治基础。

东汉王朝的学术文化，在主体上继承了西汉后期的学术文化。《白虎通义》对学术文化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五经的地位和“天人之际”学的权威性。作为五经之一的《易经》，它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仍然是通过两条途径：义理之学作为被信仰的真理标准之一，是士大夫参政、议政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之一；象数之学则继续与灾异结合，充当解释“天意”的理论，借助“天意”的名义实现政治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