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有卦第十四-䷍乾下离上·卦意今鉴·顺天休命满而不溢》解读

“大有”从本意上来讲，是指“大丰收”，象征人生建功立业或道德学问的圆满结果。

本卦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如何获得、获得之后如何保持的原则：互不侵害是获得的基本前提;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倚重，是获得以后向纵深发展的必需;取得领导的宠信，是巩固获得的必要条件;拥有相当权势和地位之后，不可恃才、恃权自傲，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应该礼贤下士，谦虚谨慎，自我抑制，以诚信沟通上下，树立威信维护秩序，做到满而不溢，人人心悦诚服。如此，则“大有”常驻，诚如老子所言：“大盈若冲，其用无穷。”

这种原则和思想，分明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智慧。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事业不“大有”，并且一直保持这种状况。然而，倘若不能接受“大有”卦的思想方式，并且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则难免满而则溢，以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在这方面，唐玄宗的千古功过，可作为一个生动的例解。在唐玄宗统治前期，我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时期，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但在这盛世内部，却也孕育了看不见的社会危机。

在唐玄宗后期，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奸邪佞人。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他为了闭塞玄宗的视听，自专大权，召集谏官说：“今明主在上，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从此谁也不敢再进谏。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哥哥，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越来越黑暗。

玄宗后期，边镇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朝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另一方面与府兵制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随着均田制的逐渐解体，百姓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生活尚难维持，沉重的兵役就更无力负担了，募兵制日益盛行。到开元年间，募兵制基本上代替了府兵制，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把本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抓到手里，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既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公元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揭开了唐后期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斗争的序幕。

安禄山在洛阳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燕”。不久，安禄山攻潼关，唐将哥舒翰兵败。接着，安禄山又逼长安。由于潼关失守，长安乱作一团，官僚地主纷纷逃避山林，皇营里的嫔妃、太监也都哭叫着四散逃奔，唐玄宗也只好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和一些大臣出走四川，行至马嵬驿，禁军士兵哗变，杀死杨国忠，强迫唐玄宗赐死了杨贵妃。

唐朝用了八年时间才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从此繁盛的唐朝走向了衰落，而导演“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的都是唐玄宗本人。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在取得“大有”的成就之后，没有做到顺天休命，而是以完全背离“大有”精神的方式行事。结果，硬是使一个好端端的局面弄得乱成一团糟。

实际上，“大有”卦的爻辞所给予的训示，是无比清楚的，如“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它们给身处于各种位置的领导者均指出了“雷区”的所在，遗憾的是，身处其境的人往往被某种自以为是的意识蒙住头脑和眼睛。如中唐初期的宦官头子李辅国，因为曾是唐肃宗的心腹亲信，结党宫闱，飞扬跋扈，专政擅权，其气焰甚为嚣张。肃宗驾崩后，儿子代宗继位，他公然对皇帝说：“大家(指唐代宗)但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意思很明确，要求皇帝安于傀儡的地位，以便于他的玩弄。完全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势凌人君，终于落得流岭南赐死的下场。这虽是后话，但近君则声势不宜太盛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古时如此，现代社会亦然。所以爻辞一再告诫“匪其彭”，以防“大有”而过盛，是有道理的。

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处于某种形势和位置之中，它们既体现人的现时状态，也能决定人未来的走向和结果。作为领导者，如能参透“大有”之深义，做到顺天休命，则能大而恒有，满而不溢。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卒后果然“如其所言”。从物质财富看，薄田十余顷，作为公侯丞相，并非“大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诸葛亮鞠躬尽瘁，忠心国家，名垂青史，妇孺皆知，这岂不是另一种更其丰硕的“大有”?其实所谓“大有”，更应该看成是人的一种自在的生命状态。无论为官还是做人，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相信他的人生事业永远会葆有令人羡慕的“大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