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论叛乱与动乱

正如牧羊人应当明白何时会出现暴风雨，作为人民的首领，必须善于洞察国家发生大动乱的前兆；通常，当诸事都享有平等的待遇，高下尊卑的差别也一并消失的时候，往往预示着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迫在眉睫，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春分和秋分时节最为猛烈一样。而且，在一场暴风雨来临之前必然会看到阵阵狂风和暗涨的海水，就像疾风的中心和海平面是异常平静的，国家的动乱也是如此。

他（太阳）常常会发出警告，预示叛乱即将爆发；

反叛正在逼近，战争一触即发。

当诽谤和肆无忌惮的背叛国家的言论越来越多的出现于公开场合的时候，当类似的不利于国家和政府的诋毁之词四处流传并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这些都是政治动乱即将到来的预兆。维吉尔66在讲述谣言女神的家世时，说她是与众神为敌的巨人们的姐妹之一——地母怀揣着对众神的愤怒而生下了她（如故事所述），她就是巨人凯斯和恩克拉多斯67的妹妹。

谣言貌似是以往叛乱的遗物；然而，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即将来临的政治叛乱的前奏曲。不过，维吉尔所说的也有道理，就是反叛的行为和煽动反叛的谣言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差别，就好像兄弟与姐妹，阴性与阳性之间的差异一样。尤其是当国家出台最好的举措，本应得到大力称赞与褒奖，然而竟遭到恶意的诽谤和中伤时，这就足以表明暗藏的嫉妒之心有多么强烈。如同塔西佗所说的那样：“当民众对统治阶层心怀不满之时，政府所有的举措，无论好坏，都将遭到人民的谴责。”68不过，不要因为这些谣言是祸乱的前兆，就认为能够通过严酷的手段，堵住这些谣言，防范或制止动乱，这是错误且危险的想法。反之，对谣言采取蔑视的态度往往是终止它们最好的办法。四处去设法禁止谣言，反而使其生命力更加旺盛。

此外，对于塔西佗提到的那种“顺从”是应当有所提防的。“他们对于长官的命令热情有加，然而只是乐于讨论，却不是善于服从。”对长官的命令和指示进行争论、自我辩解和吹毛求疵，是一种摆脱束缚的行为，一种反叛的尝试，其结局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在争论之中，主张拥护政府命令的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主张反对政府命令的人却出语大胆、毫无顾忌的时候，形势就更加严峻。

另外，马基雅弗利的观点很有道理，他说那些本应作为人民父母的君主如果也拉帮结派，并且对其中一方党派有所倾斜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如同一只载重不均的小船一样，因为一侧负重过多而行将倾覆了。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就是一个典例。因为在宗教纷争中，他先加入了一个根除新教徒的同盟，结果之后不久，这个同盟就转而反对他自己了，而这时，他在国家中的任何一派中都找不到支持者了。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君主的权威仅仅沦为某一宗派集团特殊政治目的的附庸，并且在君权之上还有着比其束缚力更强大的力量维系着与其他人的关系，那么这个君王也到了快下台的时候了。

另外，当一个国家中的冲突、争吵和内讧变得公然而肆无忌惮的时候，就象征着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尊严已经消失殆尽了。因为政府要员们的举动应当像天文学里第九重天中诸行星的运动一样，就是说，每个行星既受到一种很高的支配力量，统一的公转，同时也在自己的轨道上缓慢自转。因此，当大人物们在自己的行为处事方面过于激进时，就像塔西佗所说的“自由地失去了君臣之礼”的时候，这就是天体脱离常轨的先兆了。因为“尊严”是上帝用以维护君主的一块盾牌，而上帝在警告要剥夺君主君权的时候说的也是这个：“我要解除保卫君王的屏障。”

因此，当政府的四大支柱（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中任何一个有所动摇或削弱的时候，人们就必须要祈祷上天赐予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了。但是，我们暂且将对动乱的预测放在一边（尽管关于这一点下文中还会有所说明），先来谈谈叛乱的滋生基础，再说说它们的动机，最后再看看有什么补救措施。

关于叛乱滋生的物质基础，这是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防范叛乱最可靠的方法（如果时代允许的话）就是让它无处生根。因为如果有事先备好的燃料，那就很难说从哪里冒出来的火星就会造成燎原之势。叛乱滋生的基础有两种：普遍的贫穷与怨恨情绪。可以肯定的是，有多少破产的人，就有多少一心拥护发动叛乱的人。卢坎69对于罗马内战前的情景描述得很好：

从此高利贷者开始了大肆掠夺，高额的利息一直持续到结账之日。

从此信用开始动摇，战争给大多数负债累累的人带来了解脱。

这个“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战争”就是一个国家即将发生叛乱和陷入动荡的确实可靠的征兆。并且，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上层阶级的贫穷和败落与普通民众的经济匮乏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巨大的危险就临近了，因为由于食不果腹所引发的动乱是最为严重的。

至于民众的不满情绪，它们存在于政治体制中，就像人体中的体液一样，是能够汇聚起超乎寻常的能量而导致上火发炎的。作为统治者，不应当草率地以这些怨恨情绪的合理与否作为衡量其危险程度的标准。因为那样就是把普通群众想象得过于理智了；而他们其实往往会将送上门来的好事拒之门外。同时，也不能以这一怨恨情绪所招致的痛苦大小作为衡量危险的标准，因为当焦虑之情超过痛苦时，这种怨恨情绪往往威胁力更大。正如前人所说：“痛苦是有限的，而恐惧是无限的。”70此外，在严酷的压迫之下，那些磨炼人的耐性，打造人的勇气的事物，在恐惧之中往往都失去了效用。

任何君主或者政要都应该对民众的不满情绪加以提防，不要因为这种情绪长久存在却没有引发什么危险，而高枕无忧、听之任之。虽然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形成暴风雨，然而在一切风暴欲来之前，却必定有乌云。所以，西班牙谚语有云：“绳子最终的断裂只因那力度最轻的一拉。”

酿成叛乱的原因和动机，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点：要求宗教改革、要求减免苛捐杂税、要求变革法律和风俗、要求废除特权、反对普遍的镇压、反对小人得志、反对外族人入侵，由于饥荒、军队的遣散，近乎极端的党派之争，以及任何触怒民心，使民众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而团结一致的事件。

关于消除叛乱的措施，我们只能讨论一些一般性的预防措施，而至于专门的应对措施，则应区别对待、对症下药；所以应该交与政府会议去商议处理，而不是一概而论。

第一种补救或预防之术是，尽一切可能地消除我们上述提到过的导致叛乱的因素，即国内的贫困现状。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政府可以采取如下有效的措施：开放贸易并使之均衡地发展，保护制造业，放逐社会闲杂人等，颁布法令倡导节约、制止浪费、改良土壤、开垦荒地、调整物价、降低税收和供奉，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

一般说来，应当事先防范国内的人口数量超过本国资源所能供养的程度，尤其是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此外，人口也不能仅以数量来计算，因为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如果财富生产不足而国民消费过高，会比一个人口较多，而国民消费水平低于财富生产水平的国家更快地耗尽国力。

因此，如果贵族和其他同阶级人口数量的增加，超过了普通民众的人口增加，就会使一个国家很快地陷入贫困的深渊。神职人员数量过多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并不从事生产，不能带来财富。与此相同，如果一国之中学者的数量超过了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官职数量，国力也会陷于衰落。

同样，应该记住的是，由于任何事物，有人得到，就必然意味着有人失去，因此一国财富的增加就必须从外国人那里获得。有三种东西是一国可以售予他国的：一是天然的物产；二是本国的工业制品；三是商船队。因此，如果这三个轮子运转不息的话，财富就会如春潮般不断从国外流入了。

而且，大多数时候“制造往往胜于原材料”，也就是说制造和运输比制成品本身更有价值，更能给国家创造财富。荷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国家并没有富足的地下矿藏，但他们的劳务支出能力，却变成了一笔创造财富的庞大矿藏。

因此，作为统治者，当务之急是采取良好的政策，确保国内的财富不会落入少数人之手。否则，虽然这个国家享有巨大的财富，百姓却仍免不了饥寒交迫的命运。金钱如同肥料，如果不能广泛地播撒于田中，便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均匀分配财富的方法主要在于，用严厉的法律强行禁止或严格约束那些贪婪的高利贷行为、商业的垄断、大面积的圈地等类似的情况。

提到消除民怨或至少消除民众的不满情绪所带来的风险，我们都清楚每个国家都存在两种臣民——贵族和平民。当两者之中有其一心怀不满的时候，对国家构成的危险并不大。因为，平民阶级若是缺少了上层阶级的幕后鼓动，则行动是消极迟缓的；而上层阶级，若是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或是群众尚未做好准备之时，他们的力量就过于薄弱了。所以，当上流阶级心有不满而不露声色，等着民众中的骚乱爆发再与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就将对君主构成巨大的威胁。古代诗人在寓言中说，众神之王朱庇特71得知了诸神要捆绑他的阴谋，于是听从了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建议，请来了百臂巨人布里亚柔斯72来帮助他，结果战胜了众神。毫无疑问，这一譬喻表明，如果一国之君能得到民众的拥护，那么他的王位也坐得安稳。

明智的统治者懂得给予人民适度的言论自由，使他们的痛苦与不满情绪能够得到释放（只要发泄的途径不是过于傲慢或张扬），是保证国家安全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点可以用一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不让体液或伤口的血流出，而让其倒流入伤口，那么将会引发溃疡或恶化的危险。

在遇到不满情绪时，埃辟米修斯73的所作所为与普罗米修斯如出一辙，因为再没有比他的行为更能预防民怨的了。当无数痛苦与灾祸飞离了潘多拉之盒，埃辟米修斯终于设法盖上了盒盖，但是他唯独把希望留在了盒底。

无疑，利用策略性的、构思巧妙的手段使民众满怀希望，并引导他们培养一个又一个的希望，这种方法是应对怨恨之毒最好的解药。

作为一个贤明的政府，当其不能满足民众的愿望时，却仍能使他们对此抱有希望，如果这个政府能够做到以这种态度处理事物，那么就没有什么祸患能难得住它了。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无论个人还是党派，都善于自我吹嘘，或者至少对于自己并没有把握的事情伪装出一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的样子。

除此之外，要具备先见之明和预防的措施，以免心怀不满的群众投奔有号召力的鼓动作乱的带头者麾下，这的确是众所周知的绝好的防范之策。我所理解的所谓合适的带头者，指的是气魄宏大又享有盛名的人，满怀怨气的民众对他充满信任和敬仰之情，同时他也备受各党派的尊敬与拥护，而他本人在个人利益方面也心怀不满。对于这样的人，若是不能将他拉拢过来，使他真心实意的与政府和解，就应该在他的党派中树敌牵制他的力量，削弱他的声望。

一般来说，分裂和破坏一切反政府的党派或联盟，使他们彼此仇视，或者至少互不信任，从而陷入内部的纷争中，也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有效策略。因为如果拥护政府决策的民众间拉帮结派，充满了不和与纷争，而反对政府的党派却团结一致的话，那形势就极为严峻了。

我发现，常有一些君王因为发表了貌似机智犀利，实际十分轻率的言语而燃起了叛乱的火焰。恺撒曾因为一句“苏拉不学无术，不适合做独裁家”而给自己招致了无穷的麻烦。因为这句话使那些怀揣着一丝希望，认为他有朝一日会放弃独裁的人们彻底失望了。迦尔巴74因为一句“我的士兵都是征募来的，而不是买来的”而丢掉了性命。因为这句话断送了士兵们得到赏赐的希望。同样的，普罗巴斯75的命运也大致如此，因为他的一句“只要我活着，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使士兵们颇为绝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确定无疑的是，作为君王，在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提到敏感的话题时，必须谨言慎行，尤其是那些简短的言辞，它们传播的速度有如飞箭，并且被人们认为是君王肺腑之言的真实流露。而至于长篇大论，只是些平淡无奇的东西，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

最后，为了防备一切可能的不测，君王身边不能缺少一位或数位有军事才能和胆识的重臣，以确保在叛乱的萌芽时期就可以将其及时铲除。如果缺少了这样的人，一旦叛乱爆发，整个朝廷就会不知所措，并陷入危险的境地。正如塔西佗所说：“人性好乱乐祸——虽然很少有人胆敢犯下这般恶劣的叛国之罪，却有很多人期盼着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且采取默许罪恶的态度。”但是这些任命的将领必须是名声好而且值得信赖的，不可热衷于拉帮结派和哗众取宠；他还必须与政府中其他的政要相处融洽；否则，治病的药方就反而要比疾病本身更加危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