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论强国之道

一次宴会上，西米斯托可斯122应邀弹奏竖琴。他说他不会弹琴，只会把一个小城市变成一座大国。这句话用来形容自己，也许过于张狂自信；但是如果用在别人身上，就可算是严肃而贤明的评论。这个小小的比喻，表现出了为政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才能。

因为，如果对各国的议事员和政治家细加观察和考察，你就会发现，能够把几个小城邦变成大国，却不会弹琴的人非常罕见；但是，在另一方面，琴艺高超，却丝毫不懂治国之道的人却很多。他们的才能恰恰相反，就是能使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陷入衰落和灭亡的境地。

确实，有很多进言者和政治家都是凭借各种堕落的手法和伎俩来取悦君主，并赢得民众的尊敬。这些人，除了“弄琴者”之名以外，再配不上什么更好的名字了。因为这些所谓的技巧只能带给人一时的快乐，或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而对于自己所效忠的国家的繁荣与进步，却毫无裨益。无疑，也有一些谏臣和政府官员是才能卓越的。他们善于处理政事，使国家免于遭受危难和陷入明显的困境，但他们绝无建国兴邦的能力，因为他们无法使一个国家变得国力昌盛，财富恒通。

关于政客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暂且放在一边，还是先来谈谈事务的本身，那就是，国家的真正伟大之处和治国的策略。这是一个值得伟大英明的君主们考虑的问题，免得他们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迷失在耗费精力的虚妄之中，或者因为妄自菲薄而听信那些懦弱胆小之徒的建议，从而使自己的声名受损。

一个国家的疆域面积是可以测量的，财政收入是可以计算的，人口多少是能够统计的，城镇的多少和大小也是可以由图表得以体现的。但是，在一切的世俗事务中，没有什么能比对一个国家国力的评估和判断更容易出错的了。天堂被比喻成一粒芥子，而非硕大的坚果或果仁，也就是说，即使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也能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迅速发芽、生长起来。与之相类似，有的国家虽然疆域辽阔，却无力扩张领土、统治别国；而一些领土不大的小国，却拥有成长为一个强大帝国的潜质。

战车、名马、巨象、大炮、坚固的城池、储备丰富的武器库等等，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除非国民的体质健壮、英武好战。不仅如此，如果民众缺乏勇气，那么军队的数量再多也是毫无用处的。这就如维吉尔所言：“羊群再多，对于一只狼来说也无关紧要。”在阿比拉平原中的波斯军队采用人海战术，这使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将领惊慌失措。因此他们向亚历山大大帝建议采取夜间进攻之术，但是后者却说：“我不愿意窃取胜利。”结果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阿米尼亚王蒂格拉奈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座山头，当他发现那区区一万四千名罗马军向他进攻时，不禁嘲讽道：“这些人若都是使节的话，数量就太多，但若是前来战斗的，那为数也太少了。”然而，在太阳落山之前，他已经发现这些人在大肆屠戮他的军队了。关于人海战术不敌英武之师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我们可以据此断言，任何国家的繁荣昌盛之道，就在于拥有一个英勇好战的民族。

俗话说：“金钱是战争的筋骨。”如同肌肉是人的力量源泉一样。然而，再多的金钱对于一个懦弱胆小的军队来说也没有丝毫作用，就像一个柔弱无力的人，肌肉再多也使不出力量一样。

因为索伦对克瑞萨斯（在克瑞萨斯向他展示金子以示炫耀的时候）说得很好：“陛下，如果另一个人拥有的铁胜过陛下的，那么他就要成为这些金子的主人了。”因此，任何君主和国家或政府的领袖们，都不要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除非他们拥有的军队英勇好战。另一方面，除了拥有骁勇好战的臣民，作为君主还应当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力量，除非这些臣民在别的方面还有不足之处。至于那些被雇佣来为本国军队帮忙的异国军队，所有的例子都表明，依靠他们的政府或君王，也许一时会觉得如虎添翼，然而不久就会尝到铩羽而归的滋味。

犹大和以萨迦的命运绝不会相同，同一个民族或国家不会既是勇敢的幼狮，又是负重的驴子。类似的，要让一个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民族变得英勇好战也是不可能的。不过，经过国民同意所征收的税，就不会太多地打击民众的勇气，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低地国家的国税就是明显的例子。此外，英国的特别税，比如给国王的特别津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典例。因为，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内心，而非钱包的问题。因此，同样的贡金和赋税，无论是征得民众的同意还是强行收缴的，对于钱包来说都一样，而对于鼓舞民众勇气的作用却大不相同。由此你可以得出结论，凡是被繁重的赋税所压迫的人民，都是不适于建立帝国的。

要想国力昌盛，就要防止国内的贵族和绅士阶级的势力发展过快。因为这样会使得普通民众变成山村野夫，使他们意志消沉，并沦为上层阶级的奴仆。这就好像你在灌木丛中所见的一样，如果你把小树留得过于茂密，那么就永远无法清楚地看到丛林，而只能见到低矮的灌木和矮树。同样的，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上层阶级的人数过多，那么平民难免地位降低，导致数以百计的人中挑不出一个适合戴盔甲的，更不用说军队的命脉——步兵了。因此，这样的国家即使人口众多，其国力也是非常薄弱的。

要想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英法两国做个比较。虽然英国在疆域和人口方面都不及法国，却历来都是战争中的胜利者，原因就在于大多出自中产阶级的英国士兵较为优良，而这是来自法国的农民士兵所不能及的。在这一方面英王亨利七世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我曾在《亨利七世之史》中详加描述过）可谓是考虑深远，值得钦佩。他将农田和村舍都按照统一的标准予以规划，也就是说，凡是农田和村舍都要维持一定的比例，这样才能确保此国的臣民能够生活富足而不至于陷入贫困之境。同时，他的这种制度也能够保证耕田者就是农田的主人，而非仅仅是受雇佣之人。这样就可以达到维吉尔所说的古意大利的特征了：一个兵力强大、国力昌盛的国家。还有一种情形（这种情况据我所知是英国特有的，除了或许会在波兰见到，别处是很难看见的）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贵族和绅士们的仆从都是自由人，他们在作战方面决不会输给任何自由民。因此，毫无疑问，贵族和上层阶级的荣华富贵、众多随从和热情好客，一旦成为某种风气，确实将有助于伟大军事的发展。反之，如果贵族与上层阶级的生活隐秘而节制，就将大大削弱国内的军事力量。

无论如何，务必使尼布甲尼撒二世梦中所见的帝国之树的躯干足够强大，达到能够支撑茂密枝叶的程度。这就是说，君王或政府所统治的本国臣民与他们所管制的异族民众之间，其数量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因此，凡是采取开明的政策对待那些异族人，并欢迎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都适合成为帝国。如果认为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人，只要拥有超乎寻常的勇气与智谋，就能征服并统治世上最广袤的国度，那么这样的占有即使能持续一时，也是最终会陷于灭亡的。

斯巴达人在外族人归化一事上表现得非常友善，因此，在自己的国境之内，他们的地位是坚不可摧的；然而一旦他们的领土扩张，树干再支撑不起繁茂的枝叶时，他们就会突然灭亡，如同被风吹倒的树木一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罗马这样对待异族人，欢迎他们入籍归化，成为本国的一员。因此，自然而然的，罗马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他们的做法是，不仅给予入籍的外族人国籍权（他们称为市民权），而且让他们充分地享有这项权益。也就是说，归化的外籍人不但拥有交易权、婚娶权和继承权，而且享有选举权和任官权。此外，这些权利不仅局限于个人，而且适用于家族。此外，一城的人，有时甚至一国的人也可以享有罗马公民的权利。如果再将罗马人殖民的习惯考虑在内，那么罗马就好像植物一般被移植于异域的土壤中了。将这两种制度综合考虑，你可以说，不是罗马人统治了全世界，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去了罗马，这才是真正的强国之道。

我曾对西班牙感到惊讶，因为地道的西班牙人少之又少，而他们却拥有并统治着如此大的领地。但是西班牙本国的疆土就好像一棵大树，远胜于最初的罗马和斯巴达。

此外，虽然他们没有自由准许外族人入籍的惯例，却拥有仅次于这一惯例的方法；那就是在对本国军队的普通兵士或最高将领的选择上，并无本国人和异族人之分；不仅如此，从西王腓力普所颁布的诏书看来，如今他们对本国人口不足这一现状似乎有所察觉。

坐着干的活计和在室内做的手工活（更需要灵巧的手指而非强壮的臂力）无疑在本质上是与好战的性格矛盾的。一般而言，所有好战的民族都有点自由散漫，他们热爱冒险胜过劳作。如果要他们保持那种尚武的活力，我们就不可过分地改变他们的这种习惯。

因此，在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以及其他的国家都使用奴隶从事劳作，这对于他们那些国家无疑是莫大的优势。但是，如今由于基督教的教义，蓄奴制已在大部分地区被废除了。与蓄奴制最相近的方法莫过于把那些主要的技艺交给异族人做（出于这个原因，异族人也较容易为本国人所接受），而让本国人从事三种主要的职业——耕田者，自由的奴仆以及从事强健劳力的工匠，如铁匠、泥匠、木匠等等，职业军人还不算在内。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要想国力昌盛，就必须把军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荣誉、学问和职业。因为我们上述讨论的那些不过是军事的准备，而如果缺少了目标和行动，那么准备又有什么用呢？

罗缪剌斯死前（根据别人的传说和寓言），曾给罗马人一个忠告，告诫他们如果崇尚武事，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斯巴达这个国家的结构就是完全按照武事这一准则而建造的。波斯人与马其顿人在短暂的时代里曾实行过这样的策略。高尔人、日耳曼人、戈斯人、萨克逊人、诺曼人和其他的民族曾在一定的时代里这样施行过。土耳其人如今仍然这样做，虽然其国力已经大为衰败了。

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中，实际维持这种情形的只有西班牙一国。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任何人来说，使之获益最多的必然是他平日里最尽力而为的事情。这一点我们无须多言，只要略加指点。那就是，所有尚武的国家都是期望在一日之间变得强大的。

在另一方面，那些以尚武而闻名于世的国家（如罗马和土耳其等国所为）往往屡创奇功，这是历史给予我们最可靠的教训。那些仅在某个时期崇尚武事的国家却也往往会变得强盛，其程度会一直持续到日后他们不再热衷武事，或对其运用已陷入衰退之时。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点是，一个国家最好有一些法律风俗，能够确保他们具备作战的正当理由（或者托辞）。因为人的天性中就具备公正的品质，如果没有一些能够引发战争的特别理由或依据，他们是不会参加这导致诸多伤亡的战争的。土耳其的君主常以传播宗教这一随时可以利用的理由用做其发动战争的目的。罗马人虽然把他们在开拓帝国疆域上的伟业作为是统兵的荣耀，却从未将其用做挑起战争的借口。

因此，那些志在强盛的国家，首先应当善于察觉施于边邻、本国商人或使节的侮辱伤害，并且对别人的挑衅不可忍耐过久。其次，他们应当时刻准备着给予自己的同盟国以援助，就像罗马人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假如某国与罗马之外的许多国家达成相互保障的盟约，那么一旦敌国入侵，该国向盟约国请求援助之时，罗马总是争当第一个援助者，而不让别国分享这种荣誉。

至于古人为了维护某一党派或其政体的一致性而发起的战争，我看不出其正当的理由。例如，罗马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或者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建立或推翻民主和寡头政治而战，又或者异国人以公正和人道之名解除施加于别国的专制与压迫，诸如此类等等。总而言之，不具备正当理由就发动战争的国家，是不要指望繁荣强大的。

无论是个人的身体还是国家之政体，一旦缺乏锻炼，都是无法健康运转的。而对于一个王国或政体来说，为了正当理由或荣誉而战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锻炼。内战确实好比疾病引起的发热，然而对外作战却好像是锻炼发热，是有助身体健康的，因为在由懒散所致的平静之中，无畏的勇气将变得柔弱颓废，而民风民俗也将日趋腐化。

毫无疑问的是，国民中若有大部分人从事军事活动，对于一国的国力强盛是大有好处的。正是一支常在行进中的，具有资深作战经验的军队的力量（虽然其代价甚高）给予了我们能够向邻国发号施令（或者至少能有这种名誉）的特权。西班牙就是这样的一个典例。它在欧洲各处几乎都拥有常驻的资深军队，如今已有一百二十年历史了。成为海上的霸主就几乎与成为帝国无异了。西塞罗曾就庞拜针对恺撒的军事准备上书给阿迪克斯，说：“庞拜所遵循的是一种真正的塞密斯陶立克斯式的策略：谁掌控了海上特权，便掌控了一切。”毫无疑问，如果庞拜不是由于盲目自信而弃船登陆，他一定会让恺撒追赶得精疲力竭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海上战争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埃克兴之战决定了世界帝国的格局，勒盘陶之战遏止了土耳其帝国的强盛发展。海战成为最终决战的例子数不胜数，这固然是由于君主或国家将海战作为决定最终结局之依据。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拥有海上霸权的一国是享有充分自由的，在战争上也是可多可少，随心所欲的。然而那些拥有最强陆军的国家，却往往处境艰难。无疑，在如今欧洲各国中，海上的力量（这一势力是大不列颠国的主要优点之一）是一种强大的优势。这一是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是纯粹的内陆国，其国境线与海相接；二是因为东西印度的大部分财富是为掌控海上霸权的人所有的。相较于古代人民为了荣誉的光荣之战，近代战争几乎是暗无天日的。出于鼓舞士气的目的，国家常常颁发一些爵位勋章，然而其颁发的方式却是杂乱随意，无军人与平民之分的。此外也许还有标牌上的铭语，收容伤兵的医院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在古代，在战胜地树立的纪念碑、葬礼的颂词、纪念阵亡战士的碑记、奖赏给个人的花冠、帝王的名义——就是之后的各国君主借用的、军队将领凯旋而归的游行、军队遣散时的犒劳和奖赏，这些都是能够激起人们勇气的事物。

然而，最重要的是，罗马军队的凯旋游行，并不是旨在炫耀的露天表演，而是一种非常明智而崇高的习俗。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三种事物：带给将领的荣誉，由战利品而为国库增加的财富，给予军队的赏赐。然而这种荣誉也许并不适合君主制国家，除非将其归于君王本人或他的子嗣。这就好像罗马皇帝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将自己或子嗣们亲自参与的战争的胜利归因于自己，并举办凯旋游行；而对于由臣民参与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却只给统兵将领们授予庆功的服装和勋章。

总而言之，如《圣经》所说，没有人能够仅仅凭借忧虑就使自己的身材多增一肘之高度，然而在王国或共和国这样的大体制中，身为君主或国家首领，是可以使他们的国家强盛繁荣的。因为如果他们愿意将我们上述提及的法令、宪章、风俗等在国内施行，就无异是在为其后嗣或继位者播撒帝国强大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大多不为人所察觉，而是祸福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