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论王权

一个人，如果所渴求的甚少而所畏惧的过多，这种心态真是令人痛苦，而历代君王的情形通常如此。他们身居高位，别无所缺，因此往往精神更加萎靡不振，郁郁寡欢；同时，他们又过于担心身边潜在的危险和祸患，使得他们的心情更加不得平静。这就是《圣经》里所谓“君心难测”的理由之一。一个人如果嫉妒心极强，又缺乏某种能够支配或约束其他想法的强烈的欲望，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这个人的心理就会变得令人难以揣测。

因此，君王们常常会激发自己的欲望，将心思专注于某项细微的小事上，有时候是建筑房屋，有时候是兴建祭坛，有时候是提拔臣民，有时候是专攻某项才艺技能以求精益求精，就像尼禄81爱好弹竖琴，图密善82擅长射箭，康莫德斯83喜好击剑，卡拉卡拉84长于驾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例子。对于那些不知道下述这个原则的人来说，这似乎有些难以置信，那就是在小事上有所成就，要比在雄伟大业上迟滞不前更令人高兴。

我们常常看到，那些早些年叱咤战场，屡战屡胜的君王，也无法做到永久地延续他们的成功，在迟暮之年定然会时运不济，转而相信迷信并且郁郁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85、戴克里先86和广为人知的查理五世87，以及其他的一些君王。因为这些君主习惯了一往直前，一旦中途受挫，难免丧失信心，并且迷失自我。

说到真正的王者气度，这真是件难得而又不易保持的东西。因为无论脾气温和或是性格暴躁，都有其相对的一面，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刚柔并济是一回事，性情无常又是另外一回事。阿波罗纽斯88回答韦斯帕西恩皇帝的一番话中蕴含着绝妙的哲理。韦斯帕西恩问他：“导致尼禄垮台的原因是什么？”他答道：“尼禄善于调音定弦，然而在政事上，他有时把弦拧得过紧，有时又把弦拧得过松。”毫无疑问，身为一国之君，时而大权独揽，时而放任随行，没有什么能比这种不合时宜、反复无常的政策更会损害权威的了。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近代君主所谓的为政之道，尽是些遭遇危难与险境时的防御之术，而不是引导君王远离这种风险的坚实可靠的为君之道。这无非是在与幸运女神一争高下。人们也绝不能忽视或忍受任何可能招致祸患的诱因，因为没有人能预防星星之火的闪现，也没有人能分辨出它是从何而来。身为一国之君，政事纷繁复杂，然而最大的难处还是在于他们自己的内心。正如塔西佗所说：“君王们的欲望往往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他们经常会产生一些相互矛盾的欲望。因为有权有势之人的心理谬误之一，就是只想获得结果，而不愿忍受为此付出的艰辛。

君王们必须与其邻国、后妃、子女、高级教士或牧师、贵族阶级、二流的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和军人打交道；在应对他们的时候还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就难免会招致祸患。

先说说他们的邻国。邻国的情况复杂多变，并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法则，只有一条可靠的原则，那就是君王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戒之心，防止任何邻国通过领土扩张、贸易开放或外交手段等诸如此类的方式发展得过快过强，从而对本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预见和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往往是一些常设的政府机构的工作。

在英王亨利八世89、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罗马帝国查理五世三大君主执政之时，他们之间就曾达成过这样的协议：三国之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扩张寸尺之疆域，否则另外两国就会立刻行动起来，结成联盟，或者在必要时采取战争的手段制止这种行为，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了一时的和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采取同样做法的还有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多法兰西斯一世90、佛罗伦萨的君主洛伦佐·美第奇91和米兰的君主卢多维库斯·斯福尔扎92，这三者组成的联盟被圭恰迪尼称之为意大利的安全保障。经院学派的哲学家认为，正当的战争都应该基于伤害或挑衅的理由而发动，这种观点是不能被人所接受的。因为敌人虽然尚未给我们打击，但是危险已近在咫尺，这无疑也是发动战争合理的理由。

至于君王的后妃，关于她们有一些残酷的例子。丽维亚因为毒害了自己的夫君奥古斯都大帝而臭名远扬；罗克索拉娜——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的王后，就是杀害那位大名鼎鼎的皇子穆斯塔法的人，同时在其他方面败坏了皇室和王位继承的传统；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是废除和杀害她丈夫的主犯。因此，当这些后妃们出于扶持自己所生的皇子之由，而有所阴谋，或者当她们有外遇之时，就是最应当防范可能的危险之时。

君王的子嗣也能招致同样的危险，由他们引起的悲剧数不胜数。一般说来，如果父亲对他们的儿子心存猜疑，那总是件不幸的事。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述，穆斯塔法的死对于苏莱曼家族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土耳其王室自从苏莱曼之后就一直被人怀疑混入了外族血统，因为谢利二世被认为是皇太后的私生子。克里斯帕斯，一位罕见的性情温和的年轻王子，被他的父王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93所杀，这同样给他的家族带来了致命的危害；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两个儿子，康斯坦丁那斯和康斯坦斯都死于非命，而他的另一个儿子，康斯坦修斯的命运也颇为悲惨；他虽然是死于疾病，却是死在尤里安起兵攻打他之后。而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子德米特里之死，最终报于他父皇的身上，使他死于悔恨之中。

与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无论如何，身为父亲的却很少或者几乎从未因为这种猜忌之心而获益，除非他的儿子已经公然举兵叛乱，例如苏莱曼一世镇压巴亚塞提，和英王亨利二世征讨他的三个儿子一样。

至于高级教士，当他们手握重权、骄纵自满的时候，往往是他们的威胁力最大之时，例如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或贝克特的时代，他们两人几乎是在用自己的主教权杖与国王的宝剑相抗衡，虽然他们所挑战的对象都是坚强而骄傲自满的君主——英王威廉·鲁夫斯、亨利一世或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非来源于教士阶级本身，而是源自他们与国外势力的联合。当教士的选举任命不再由君主决定，而是由民众所推选的时候，才是风险最大的时候。

至于贵族，与他们保持适度的距离并不为过，但是削弱他们的势力，或许可以加强君王的专制统治，却会使君王在为政时失去了安全的保障，行事时往往也不容易如他所愿。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中，我曾提到，由于亨利七世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力量，从而使自己在为政时期的统治充满了艰难与祸乱。因为尽管那些贵族仍然对他效忠，却不再愿意协助他参与政事。因此他就不得不事无巨细，亲历躬行了。

至于那些二流的贵族，作为一个分散的群体，他们是没有多大威胁性的。他们也许有时会高谈阔论，放出大话，却不具任何杀伤力。此外，他们还可以作为制约贵族阶级势力增长过大的一种抗衡力量。最后，作为最接近平民阶级的当权者，他们也是抚慰民心的最佳人选。

至于商人，他们就像为肝脏供血的“主动脉”，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不繁荣，就算四肢再强壮，也会因为血管空空如也而无法获得营养。强加于民众的赋税对一国的财政收入有害无益，因为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因小失大，使得各项税率提高了，而商业收入总额却有所削减。

至于平民，就更不具备任何危险性了，除非他们拥有一位伟大或杰出的领袖，或者当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或生活方式受到干涉的时候。

说到军人，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一起，并且习惯于接受赏赐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一个极具危险性的阶级。这一点我们从土耳其士兵和古罗马护卫军的例子中就可见一斑。将他们加以训练，并编入不同区域的部队，由不同的将领统帅和管理，而且不予以赏赐，就能够把他们变成国家的守护者，并能有效地防范他们带来的风险。

君王们就像天上的星宿，能给人们带来幸运，同时也会招致祸患。他们备受世人尊敬，却无法享受片刻的清净。所有关于帝王的箴言戒律，实际都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神或神的象征”。前一句用来约束他们的权力，后一句用来约束他们的意志。